奴隸制全球化

中共挺全球化,是把中國人當成豬仔,原地賣到全世界;把美麗山河,變成有毒的垃圾場。西方精英不管本國民眾死活,用中共治下奴隸的生活方式,侵蝕本國民眾的生活方式。雙方狼狽為奸。 川普團隊中的成員,多強硬反中共。除了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Navarro,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Matt Pottinger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人。他們想讓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象人一樣活著,而不是為了眼前一點利益泡在他人的痛苦和血水中自我陶醉,最終也成為一無所有的奴隸。

母親節雜憶

我有兩個姐姐,大姐比我大十二歲,二姐比我大六歲。其實我有過一個哥哥,但是在他兩三歲的時候,因爲醫療事故去世了。我父母還想要個兒子,於是有了我二姐。此後爸爸不想再要小孩了,但是媽媽一定要一個兒子,於是我來到這裏。那時媽媽四十歲,爸爸四十五歲。 我一歲就認字了。現在我還記得小時候拿着小本新華字典,覺得非常沉重的感覺。大本的《新華詞典》我拿不動。三歲的時候我已經認識幾千字了。記憶中,我沒有從早慧得到多少好處。人民大學幼兒園的老師,很多不識字。她們看到一個三歲的孩子識字,心裏產生的更多是仇恨。在她們眼裏,我是人民大學教師的孩子,因此是“吃巧克力長大的”,而她們的孩子,則是“喝棒子麵粥長大的”。 實際上我家因爲有三個孩子,經濟不寬裕,牛奶只訂了一瓶給我喝,另外一種讓我印象很深的飲料,是米飯快熟時,把米飯上面很濃的那層米湯撇出來,加一點糖給我喝。我站在媽媽身邊,仰面看着媽媽,鍋裏熱氣繚繞,媽媽專注地用勺撇出米湯,這一切讓我覺得心裏非常安全。很多年後我想起來,明白那米湯只給我一人喝。媽媽對我偏心。 在幼兒園,我經常被處罰、罰站。我雖然小,但知道老師一點也不喜歡我。小朋友們在玩的時候,我被拽出去罰站,原因可能是因爲隨便說話或者動作了。我站在那裏看着其他小朋友玩,看着他們手裏拿着玩具,在地上推着玩具跑,內心的孤單恐懼還有想玩玩具的極其強烈的渴望,簡直能把我摧毀。我站在那裏,眼裏好象有眼淚,但很快也乾了。我用袖子一次次抹去流出來的鼻涕,塗滿鼻涕的袖口粗糙乾硬,象銼刀一樣劃痛我的鼻子,嘴脣。我目不轉睛地盯着地上被別的孩子推得到處跑的玩具。有時他們身體擋住了玩具,我就伸着脖子看。 爸爸媽媽都上班,因此我很小就被送到幼兒園。因爲在幼兒園裏我最小,因此我總是被小朋友欺負。在人民大學幼兒園作爲遊戲場的天台上,小朋友經常把我圍成一圈,輪流踢我作爲遊戲。我跑到老師身邊,緊緊抓住老師的褲子希望得到保護。老師用力搡我,“你怎麼不和大家一起玩?這孩子真討厭!”我一隻手緊攥住老師的褲子,一隻手從兜裏掏出沾滿乾硬鼻涕、緊緊團成一團的手絹,銼刀一樣擦掉流出來的鼻涕,看着不遠處的一群小朋友嬉笑地看着我、嘲弄我。 多年後,媽媽多次告訴我,聽說這件事讓她流淚。回想起來,我讓媽媽流淚的次數太多了。幼兒園老師不喜歡我,我覺得一定是我不對,我盡力想讓她們高興。在理髮的時候,她們把我的頭髮剃成一條一條的,叫來幾個老師指着我的頭說象西瓜,老師們笑得都很開心。我也很開心。因爲我終於有機會讓老師開心,而不是訓斥我了。我從高椅子上扭着身子滑下去,興奮得到處跑,指給其他孩子看我被剃成一條一條的頭,笑着告訴他們,“西瓜”——幼兒園教室裏一片笑聲。回家後我告訴媽媽此事,媽媽什麼話都沒有說。 在剪指甲的時候,老師拿着我的手,每個指甲只剪兩下,左邊斜着剪一下,右邊斜着剪一下。每個指甲上面都有個尖。媽媽總要給我修剪一下。我總是爭辯:“媽媽你別剪,老師每次都這麼剪。”——我覺得老師剪的,是最標準的。 我從小就沒能給媽媽爭氣。而媽媽是個非常好強的人。 媽媽出身河南南陽大地主家庭,外祖父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我見過他一張照片,非常英俊,是一種泰然自若的英俊。後來他死在共產黨青海的監獄裏。外祖母姓白,媽媽六歲時,外祖母去世了。媽媽被後媽欺負,外祖父、外祖母最後不管媽媽了,她自己找到解放軍,參軍去了總後勤部。 媽媽極其好強,因爲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她希望我爭氣,但是我一直沒能給她“爭氣”——也就是說,得到周圍人的接納和讚許。多年來媽媽爲我操碎了心。我從小到大,她經常說的幾句話,“超超你什麼時候開竅啊”、“超超還小,等長大開了竅就好了”——我也不知道開什麼竅。我十一二歲時覺得自己挺大了。自己還想,我怎麼還沒開竅啊,到底開什麼竅啊。到了我二十出頭的時候,媽媽還在這麼說。 我六歲上學,人民大學附屬小學。那時是一九七八年。第一課我記得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偉大領袖華主席帶領我們前進。”——華主席就是華國鋒。第二課是一首詩,內容是“你辦事,我放心”,這據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臨死前給偉大領袖華主席的一張紙條。有了這張紙條,偉大領袖華主席就可以帶領我們前進了。 課堂上最重要的兩條要求:一是“背手坐直”,一是“不許說話”。整整六年小學我竟然沒有做到這兩條。老師都不喜歡我。一年級新來的短髮齊耳楊老師,她挨個考我們背課文。前面幾個小朋友都順利的背了出來,我開始着急了,因爲我無法顯示出自己的能幹了。如何才能不同凡響呢?我要背的熟練、再熟練。輪到我時,我飛快的把課文背了下來。速度之快,讓我內心充滿驕傲。楊老師勃然大怒——她認爲我在同學面前扮小丑搗亂。 放學後,我作爲背誦最快的和沒能背誦出來的一起留堂不許回家。那些沒背出來的,是能力問題,被訓斥幾句後放回家。而我當衆搗亂,是品德問題,非常嚴重。楊老師循循善誘地啓發我,爲什麼會搗亂呢?爲什麼在別的老師那裏不搗亂,在新來的楊老師那裏搗亂呢?學校有紀律,是爲了孩子們好啊,你這樣搗亂,影響大家怎麼辦? 我實在不好意思開口告訴楊老師,因爲楊老師剛來,我希望她注意我,喜歡我。我又不想承認自己搗亂。天漸漸黑了,楊老師在若無其事的判作業,我在一邊罰站。我心裏想家、害怕,終於承認,我是因爲楊老師剛來,想看看她厲害不厲害。楊老師眼睛閃閃發光,微笑地看着我,認可了我的自白。我被放回家了。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說謊。心裏象空了一塊似的,空蕩蕩的不知何處放置自己的心。 由於我的頑劣、不遵守紀律,多年來媽媽一次次被老師找去訓,沒有學習問題,主要是品德問題。我的品德存在嚴重問題。記憶中我十歲後,也就是四年級以後,人民大學附屬小學的老師,屢興大案,停課調查,班裏誰說老師壞話,男生女生是否傳紙條,是否有人散佈下課應該多玩一會的言論等等。一人桌上擺一張紙,互相揭發,背靠背揭發,自己說出自己的惡行,可以得到從輕處理。這是人民大學附屬小學老師保證長久教育秩序的手段。 五年級的時候,班上一位小女孩喜歡上另外一位男孩,給他傳了張紙條,被人告發。他們兩個找我來討主意。我告訴他們,無論老師許諾你們什麼,“說出來就會從輕處理”等等,一句話也別信,否認到底。一定不要承認。我平靜、堅決的叛逆建議,讓他們一時不知如何接受。他們站在我面前,目光緊張、焦灼。我內心微笑着。初夏,嫩黃的絲瓜花在陽光下輕輕顫動,綠葉和枝蔓舒展在陽光下。 此前,媽媽又被老師找去。這次,媽媽和老師在辦公室裡吵起來。班幹部回到班裡,用奇異的眼光看著我。他們竊竊私語,我聽了個大概,就是媽媽說“虞超不是那樣的”。我心裡又感動又難過。因為此前從來沒人這麼說。媽媽也沒這麼說。但是後來老師對我更不好了。一堂堂課把我拎出去罰站。 老師再興大案,挨個調查,逼我承認我從來沒有幹過的事。給我時間,讓我交代——這是典型的政策攻心——那時我只有十一歲。媽媽問我:你幹沒幹?我說,沒幹。媽媽說,那你就別承認。 但是我還是扛不住承認了。我放學不敢回家,一直在外面逛到晚上快六點,不得已回家了。家裡已經快吃完飯了。我不敢看媽媽,做出找地方放書包的樣子。媽媽第一句就問,你承認了嗎?我低聲說,我承認了。 一個大耳光就把我扇得向後靠在牆上。媽媽左右開弓打我耳光,滿臉是淚,邊打邊哭:不是你幹的,你為什麼承認?!我被扇得背靠著牆,雙眼止不住流淚,我的眼和心都在哭。我內心對自己說,我永遠不會讓媽媽這麼委屈了,虞超以後一定要扛住啊! 我微笑着把目光從嫩黃的絲瓜花上收回,鼓勵地看着眼前的男孩女孩,我再次告訴他們:“什麼都別承認。”——幾天後,他們承認了,而且爲了求得寬大處理,說出了我教他們什麼都別承認的事。我是真正的幕後黑手、害群之馬。 我的品德有問題,學習成績也不好。後來我進了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專門給差生、人大子弟準備的“子弟班”,也就是放牛班。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差生,統計分數時屬於“人大附中二部”。在高三第一個學期的期中考試,我的成績在全校向前跳了二百二十多名,從此沒有出班上前十名。我們班第一名,是北京市模擬考試第一名;我們班第二名,是北京市模擬考試第六名。我上了清華大學,媽媽覺得終於揚眉吐氣了。我只覺得空虛。非常空虛。

懷念同修柳志梅

得知柳志梅慘死的消息,我非常難過。 柳志梅是清華大學化工系的學生,一九九七年以山東省第一名成績保送清華大學,從萊陽來到北京。我和她在清華煉功點上認識。 柳志梅因為修煉法輪功被清華休學之後,在家鄉受到父兄的打罵。為了躲避攔截、追捕,她徒步走了很久,跨過黃河,回到清華。那時她僅僅21歲。 她沒有經濟來源,沒有住處,前途不知在哪裡。那時我也因中共迫害失去了原來的工作,有家難回。幸好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工資比以前更高。我為她提供了食宿。我住北邊小屋,讓她住朝南的大屋。我睡硬床,她睡软床。柳志梅睡慣了硬床,開始幾天,她說席夢思床墊太軟,睡著不舒服。我說,慢慢就習慣了,軟床睡著舒服。那時冬天已經開始了,我租的房子是自帶暖氣的,看著壁掛式鍋爐燒的呼呼響,窗外的煙囪噗噗噴白汽,屋裡漸漸暖和起來,我也安慰、放心了,這個冬天有地方過冬了。我開車帶她一起出去辦事,到了中午,我們都餓了。我在海澱區北窪路找了一個餐館,點了烤鴨請她吃。她認認真真吃完了烤鴨,喝了鴨架熬的湯,對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吃烤鴨。”我心裡挺高興,也有點難過,就說:“以後有機會我再請你吃烤鴨。”她也沒坐過轎車。我開著車子,和她一起出去辦事,因此她也坐過小轎車了。為了讓她有一技之長,我拿出三千多元錢幫她去駕駛學校學習駕駛。她對我說:“我的小名叫淑萍,家裡人叫我淑萍,你就叫我淑萍吧。”從此我就叫她淑萍。我太粗枝大葉了,過了許多年,在監獄裡的時候,我想起這一幕,才恍然明白她當時拿我當家人了。此前我只是把這個名字當作一個隱藏真實身份的化名。我自己起了許多化名,她讓我叫她什麼,我根本沒在意。 我們在一起做大法工作,我買了日本的自動印刷機開始印刷傳單。我負責找下游渠道,柳志梅白天黑夜的印刷。到我們後來轉手這台印刷機,柳志梅一共印了七十多萬份雙面傳單。當時大家對如何做大法工作思考並不清晰。柳志梅一直覺得自己沒有去上訪、沒有去天安門是個遺憾,覺得在這個地下印刷點,不算真正參與正法。我一再勸她,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和別人學。當時我的思路也不清晰,擔心自己勸多了,耽誤了她修煉。一次她一定要出去上訪,我不得已放她走了,心裡非常擔心。幾天中她沒有消息,一天,我下班回來,天已經快黑了。我上樓的時候看到樓梯上坐了一個人,頭垂在手臂上休息,我嚇了一跳,再一看原來是柳志梅。我非常高興,緊緊地握著她的手,半天沒松開,一句話都沒說。實際上當時我想掉眼淚。她高高興興地告訴我,自己為法輪功上訪了,和大家一起被用車拉到離北京很遠的地方,被趕下車,她是徒步走回來的。在我們共同流離失所的過程中,她還有好幾次要出去做她想做的證實法的事。一次,她拎著桶要出去刷大法標語。我伸開雙臂擋住門,硬是攔下了她。 十五年前我是個粗率的人,不體諒人,也不會照顧人。我當時天天在外面跑,在公司一個人干三個人的活掙錢,剩下時間沒白沒黑地為了揭破中共對法輪功的謊言而工作。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洗衣機。我讓她給我做飯、洗冬天的外套。她做了一段時間飯,但是拒絕給我洗衣服。那時的北京沒有戶外的自助洗衣房,送到洗染店又太貴,我舍不得。沒辦法,我只好跑去求人洗衣服。後來我才知道,她不會洗冬天那種大的厚衣服,她只是一個從小苦讀以改變命運的女孩,照顧自己都有困難。 現在回想起來,我比她大七歲,沒能像大哥一樣照顧她。我比她早得法,沒能在法上清晰談出自己對助師正法的理悟,幫助她理性的對待大法工作。她先於我被抓。我於一年多以後被抓。此前聽說,警察押著她到我們曾經的印刷點指認地點。她穿著拖鞋被從車上押下來,到了我們的印刷點門口,警察指問是否是這裡,她只是搖頭。 十年後我出獄了。了解到柳志梅被酷刑折磨(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刑訊中,她的多個指甲脫落)、性侵犯、輪姦、被迫墮胎,已經精神失常。我內心如同刀扎。出國後,我想快些站住腳,有能力的時候,接柳志梅出國。在國外,我也遇到了自己的艱難。剛剛找到一份工作,兩周後,得知柳志梅慘死的消息。我的內心如同刀扎。我想幫忙,但沒能力伸出手,這是我內心的深痛。 柳志梅在我心裡,永遠是那個淳樸、純潔,心地善良的女孩。我永遠不會忘記她。

口占一首

天欲曉,晨星爛,長夜漫漫有時旦;星光晨曦染征衣,一笑神馳邈雲漢。 ——寫於2013年陰曆新年前後。 兩個半月之後,來到美國。此刻還沒有去美國的任何消息與跡象。 不久之後,袁峰致信褚彤,建議她參加美國紐約法會。我即刻準備六份文件,包括工作證明、完稅證明等,申請美國簽證。此前我已補辦護照,為虎虎申請護照。我不知未來的路是什麽。只是感覺人生的路,峰迴路轉,有如春水之決冰堤,沛然前行。 臨出國前,我努力找兩個人,一是現在加州的 Sherry Liu ,一是王為宇蕭晴夫婦。Sherry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施以援手;王為宇夫婦是我最後共患難的人。 此地一為別,孤篷萬里征。不知何日再見。各種渠道無法找到Sherry,王為宇那邊由於謹慎,沒有給我任何回复。帶著遺憾,我只能在人生的路上前行。 2013年5月13日,我全家來到美國。隨後的紐約大遊行中,在十字路口,Sherry從人流中走出來,和褚彤打招呼。我看著Sherry,渾如夢中。自從2001年8月10日我闖出警察圍捕的那個深夜後,我們12年沒見了。 2013年7月,我從清華同學處得知,王為宇蕭晴已經來到美國。我心中如潤清泉,如飲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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