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

在一個群組評論文革時期幼兒園的視頻: 這是條件很好的幼兒園了。(中國不叫「幼稚園」,這個名字聽上去有宋美齡時代資產階級的氣味。你的思想很危險,最近是不是看了什麼不好的書?是不是收聽敵臺了?) 我就是在文革時期上幼兒園的,在幼兒園裏受了很多欺負。回想起來和監獄一樣。這輩子我坐了太多監獄了。 我在幼兒園大概兩三歲的時候被排練揭批劉少奇的舞蹈,其中有個動作是:旋轉後右腿弓步向前,右手劍指(食指中指並齊+握拳),斜劈下指——這是怒指想象中的劉少奇。不幸我在旋轉的時候總是時機、方向錯誤,亂轉一氣,我被趕出舞蹈,當時的自卑失落我現在還記得。幼兒園裏的一天,漫長得像是一生。 門口右側牆上有和我一樣大的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歲就開始認字。我二姐或是大姐到幼兒園接我的时候我問,「什麼是『到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什麼時候到底?」 我二姐和她的同學于紅一起接我的時候,太陽西沉,紅紅的太陽懸在小學操場西面的楊樹梢。我指着太陽大叫道:「毛主席!毛主席!」我二姐和于紅帶着祕密打破禁忌的罪惡喜悅,互視並意味深長地同時說:「反動欸~」

重逢

剛才和一位三十年沒見的,從幼兒園小班就在一起的相識重新聯繫上了。她現在瑞士。她說看到我的自媒體、臉書專頁,都不敢認我,說以前沒覺得你帥啊,現在都不敢認你,發了信息,心說,“完了完了,肯定發錯了,不定發到誰那去了”,我說,在監獄裏我讀了一些書,可能對氣質有所影響。 我二十一歲時從天津得法回來,1994年初寫“倒提黃河三尺冰 松紋隱隱寒氣凝 群魔斬盡乾坤泰 朗吟拂袖歸太清”,給她看,她父親在我走後看到我寫的紙片,說,「好詩」 她父親是大名鼎鼎的高鴻業,翻譯薩繆爾森《經濟學》的。我初中聽的美國流行音樂,全是從她父親那裏借的。《貓》裏面主題曲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我們聊了幾句,她問我住哪裏,我含糊以對。我說我是中共的國家敵人,因此不說過於具體的住處。她說,還較勁哪?你還是一根筋,這點倒是一點沒變。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是一根筋,但是中國人都說我是一根筋。看來這真的是一根筋了。但是美國人不這麼覺得,他們接納我。 我們說了不少人民大學裏的記憶,我提到日本的唐迪,加拿大的陳曉惠,都是幼兒園一個班的。曉惠是張志新妹妹的女兒。誰能聯繫上她? 她說自己記性不好,小時候的事都記不清了,也許是老年癡呆症;我說老年癡呆症是象我這樣,記四十多年前的事,連場景、陽光都記得清,但是幾個小時之前的事情已經忘了。

十二三歲時與媽媽的對話

媽媽說,她印象特別深的一件事,是我在十二三歲時多次和媽媽說,“我要是沒有活過就好了,但是,要是我沒有活過,我現在也不會這麼想。”媽媽非常驚訝和擔心,問我爲什麼這樣想,我問,“媽媽,你活到現在得到什麼了?” 媽媽多次和我說,她聽了這話內心震動,覺得真是什麼都沒有得到。她說從那以後看過去的人生眼光都變了。媽媽當時就問我,爲什麼小小年紀會這樣想,她說,自己二十幾歲的時候,都覺得未來充滿希望、光明。怎麼我十二歲就問出這樣問題。我覺得這不是明擺着應該問的問題嗎?後來我發現,我很小的時候就覺得是明擺着的事,很多人六七十歲也沒有往那裏想過。 二〇一二年我四十歲出獄,我父親八十五歲,他在和我散步閒聊時說,“虞超我快死啦……”,我說,“爸我也快死了。”我爸忍不住就笑了,因爲他覺得我總是說出他想不到的話,他問,“你爲什麼快死了?”我說,“爸,你怎麼現在還不知道,人一生出來就快死了?” 有時這些記憶片段出現在我心頭,我一下回到當時的場景,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十二三歲還是六七十歲。

亂世無法隔岸觀火

這種筷子是中國監獄做的。極其骯髒、有毒,而且生產過程充滿血淚。我臉書上一位現在臺灣的朋友在主頁上展示她回北京,買了大蝦酥(一種酥糖),說是“家鄉的味道”。我一看,和我在監獄裏包糖紙的那種糖很類似。而且糖紙包得很馬虎。 監獄從糖果公司接任務,強迫犯人給糖包糖紙。糖髒極了。就在犯人的監舍裏包糖紙。每天定量十分殘酷,爲了完成定額,很多人的整個指甲都掉了,因爲數萬次按壓糖,指甲會離開甲牀、變黑脫落。鑽心地疼。犯人內心極度憤恨,仇恨警察、糖果工廠、以及最終顧客,他們把自己身體分泌物、污垢、甚至精液,塗在糖上。我們包的糖名字是“老布特”,是北京市名牌,綠色產品。 蛋糕裏面都有一個小紙托,上面有棱,蛋糕放在裏面。這種蛋糕托也是監獄做的。使用有毒膠水粘接。我的同學王爲宇長期做這種蛋糕托。 中國一個著名的月餅品牌,名字忘了,月餅盒的圖案經常是兩條精美的鯉魚,他們的月餅硬紙袋也是監獄做的。要把硬紙疊成形狀,爲了使形狀固定,幾十個硬紙袋摞在一起,犯人上去跳着踩。這樣踩到深夜。如果不能完成任務,就不能睡覺。我太太褚彤在監獄曾經做過這種著名品牌的月餅紙袋。 方便麵蔬菜包中的風乾蔥花,是用那些篩選出來的,比大拇指大一點,無法在商店裏出售的洋蔥,強迫我和同學孟軍、近七十歲的李昌,以及另外幾十人,排成一排,迎着凜冽割面的風,用石頭、瓦片剝下的爛得發臭的洋蔥皮,而後加工這些“蔬菜”,吃進每個人的口中。 多年來,中共幾乎不給監獄警察發工資,他們養家、老婆買衣服、孩子上學、孩子長身體想多喝一點牛奶,所有開銷都是來自於奴役犯人。近些年來,工資發的多些。但是錢哪裏有夠呢?所以還是奴役犯人。 慣犯告訴我,在新疆,爲了不出工,犯人用大石頭砸斷自己的小腿。還要做出逼真的工傷場景,因爲獄方殘酷懲罰“僞病逃避勞動”。有人得了肝炎被隔離,犯人通過相識的人輾轉請託,希望得到他的尿,喝下後希望也能得肝炎。病犯只會挑選和自己最鐵的關係,把尿給他。因爲一旦事發,病犯和打算得病的犯人,都會受到殘酷懲罰。裝在飯盒裏給是不行的,有經驗的獄卒會檢查,因此很多時候要用毛巾浸溼肝炎病人的尿。毛巾傳遞到朋友手裏,浸滿了寶貴的高度感染性的尿,他在天寒地凍之中用力吮吸這塊毛巾。奇怪的是,在新疆那裏,不少人喝下這種尿,也不得肝炎。 驅使犯人砸斷腿、喝尿背後,奴工的殘酷可想而知。 亂世之中,指望自己能吃好玩好,不太可能。瓦解邪惡中共,就不必擔心自己和後代吃下沾着犯人體液的酥糖。

記憶片段 (九)獄中生活

今天看到四位709被捕律師的妻子,李文足、王峭岭、原珊珊、劉二敏,公開剃光頭,表達對中共政權的憤慨和抗議。我的心被深深刺痛。她們的笑容與眼淚,我太知道背後的勇氣、決心。我內心悲憤,要多少人放棄尊嚴,才能在那片土地上,真正有每個人的尊嚴? 在獄中,獄方專門挑選刑事犯人,看管法輪功良心犯,這些犯人被稱為“包夾”。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監控法輪功成員的言行、制止我們之間互相交談、欺辱法輪功成員、摧折我們的自尊。 我們大小便,必須身邊有“包夾”監控。我們在目光盯視下,脫了褲子,蹲下大便。這成為折辱我們的重要手段。“包夾”評論我們的隱私部位,還在我們小便的時候,突然從背後搡一下,讓我們在小便的時候時刻精神緊張。一次小便都斷斷續續,人很容易被完全摧折。他們不是對所有人如此。他們也挑容易欺負的人。 我小便時被人從身後搡一下,尿柱沒有完全中斷我就立刻轉身,獰笑著說,“我他媽嗞你丫挺的——”,一邊斷斷續續尿,一邊衝著搡我的人叉開腿走過去,我的尿淋到褲子上,嗞到地上,濺到我的鞋上,他的鞋上,他驚叫笑著跑,“我操,虞超你這孫子……”這種事情鬧不到警察那去,充其量算開玩笑過分。但是警察知道法輪功學員都是老實人,本分人,抹不下臉幹潑皮的事,就唆使流氓用潑皮手段折磨我們到每一分鐘。我尿溼的褲子、鞋,就靠自己體溫慢慢乾,但是以後所有人都要想想是否再搡我。他們洗衣服和我一樣不容易,每次洗衣時間很短,隔很長時間才能洗一次。他們不願有一滴我的尿濺到他們鞋上。 監獄里已經非常難了,人的思路容易卡在一件不順心的事情上發瘋或完全崩潰。那滴尿就可能是他最後一個爬不出來,在裡面發瘋的坑。他們不願有那滴尿。但他們不在乎搡我們的時候,我們是否痛苦。 我能給他們濺上那滴尿。濺上了,他們還得笑,表示自己開得起玩笑。因為他們裝出開玩笑的樣子折磨我。可是我更堅韌,他們就得裝到底。我在黑監獄對警察、武警經常微笑說一句話:“也許明天我就瘋了,可現在還沒有。” 一個王姓“包夾”,十分凶惡,折磨摧殘法輪功學員,曾經將縫衣針深深扎入吳瀛昌的肉里(網上誤作“吳引倡”)。我在小便的時候,他在我身後突然把頭從我右肩探過來,仔細看我如何撒尿。他呼出的熱氣吹在我右側臉頰。他希望我驚嚇和羞辱。 我泰然自若地尿,把頭向右一歪,幾乎和他頭碰頭。我們一起聚精會神觀賞尿從我體內噴出的弧線。我右臉感受到他左臉的溫度。我想他也能感受到我的溫度。我們一言不發。我努了努,用力嗞出最後的尿,用兩根手指夾住,抖了抖最後的幾滴,一邊把弟弟塞進褲襠,一邊輕笑著說,“你落下這毛病可不好。趕明兒回家了,公共廁所里街坊撒尿你也盯著雞巴看?街坊四鄰的,還不議論你?”他佩服地笑著點頭,知道我不怵他。 包夾的重要任務,是監控法輪功良心犯之間的對話,是否有法輪功內容,或者對政府不滿的成分。但是我所在監獄關押的法輪功成員,多是學歷高、有思想的,包夾總是擔心自己錯過某些表面普通但含義深刻,卻沒能彙報給警察的話。因為如果他們不彙報,別人彙報了,他們可能被取消“包夾”身份,因此可能失去快速減刑的獎勵。 在獄中,能否“嘩嘩”的撒尿,意味著你是否有足夠的男性能力,昭示著你出獄後能否再振乾綱。未來美好生活的期望,端賴此刻尿尿的衝勁。有人身體虛弱,尿尿就會分岔,而此時他就會遭到嘲笑。很不幸,我分岔。遭了這麼多折磨,我不分岔也難。 一班的班長魏宇,專門欺負法輪功,他知道我是刺兒頭,難弄,老看我不順眼,有次我差點在水房和他打起來。和我關係好的“包夾”怕我吃虧,七手八腳把我拉出去了。他和我不是一個班,我們一天僅有幾次的排隊集體上廁所,不是同一個時間,但是會有短暫交錯。他留心看我尿尿,對眾人高興地大聲喊:“噢~虞超撒尿分岔嘍!~” 我懶洋洋眼神空洞地盯著眼前的瓷磚, “嫉妒了吧?心裡羨慕就直接說,別不好意思。” “我操……你孫子……”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一分為二,劉少奇纔搞合二為一:你反對毛主席?” “我操……” 他慌了,因為不知道我說的這些露骨的政治話語是什麼意思,是否該制止,是否該彙報,別的“包夾”是否會去彙報,是否會說他讓我大嘴巴說話,或者彙報他沒有及時彙報此事……因為別的“包夾”也恨他…… 斗轉星移,十年。我學會了大量監獄黑話切口,“砸窯兒”、“找亮兒”、“抖攅兒”,不少是連闊如提到的《唇典》中記載的流傳已久的江湖黑話。我低頭讀《尚書》、《楚辭》,抬頭就操對方十八輩祖宗。 我心裡有時奇怪。我是個風花雪月、讀楚辭、李白,嚮往春秋古風的人。我不知道命運為何安排我經歷這些。我覺得並不合適自己。 我的經歷,我自己做的事,春秋時代的人,自殺幾十上百次也該有了。我還活著。我讓這個世界變得好些了嗎?我放下的尊嚴,在這個世界上,讓更多人有尊嚴了嗎?我在問自己。 709律師妻子落髮明志 我敬重709律師和他們勇敢的妻子。你們讓世界看到正義、勇氣、堅毅。 我從小到大,大人見我第一句話就是:“還淘(氣)嗎?”,以至於我以為這是和小孩打招呼的必用語。後來我有了兒子,到兒童樂園見到其他小孩,我也問,“還淘嗎?”。後來我才慢慢發現,這句話不是專門和小孩打招呼的開場白。然後我纔知道,小時大人那樣問我,是因為我淘氣。 小學、中學,我經常被老師說是“害群之馬”,到了監獄,警察還罵我是害群之馬。管理我們分監區的曹姓警察升職了,回到關押我的監獄辦事,見到打掃衛生的我,問,“還鬧嗎?”,我笑了笑,心裡說,“我操,活了快四十年,怎麼人家還問我一樣的話?”

在父親的人生盡頭

在人生的盡頭和我爸聊天。 我爸說,“我這輩子就在人民大學呆著,你的一生真是豐富。我有時候一個人想,虞超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啊。”我內心沉重,但是又忍不住笑了。內心沉重是因為,我爸是人生中最不瞭解我的人。我就是他兒子,所有的成長、選擇,就在他眼前,他就是不理解。他說,“對你我百思不得其解”。中共剛開始鎮壓那些年,他多次說,“你媽要活著,你就不會這樣了,你聽你媽的話。”我當時心想,你也不瞭解我,也不瞭解媽媽。不過幸虧我媽走得早,不然那些事得讓她心疼死。笑了是因為,我人生中的大動作,在當時都是不得不做的唯一選擇。中共鎮壓法輪功,我不能不反抗啊。在逃亡、監禁的各種痛苦中,我想過幾十上百遍,想來想去,我非上不可,我不能退啊。我笑了,對我爸說,“我是衝鋒陷陣的人,爸,從小就是。你一直到現在都不知道。” 我在上清華時就煉法輪功,我爸和他的妹妹、妹夫鄙夷得不行。他們覺得我無能、愚蠢、沒見識。我姑父說,“你這算怎麼回事,你去佛學院還能有個碩士學位呢!”我瞠目不知所對。“佛學院”?“碩士”?下了大獄後,他們實在不明白我犯了什麼大事,怎麼判那麼重。中共怕丟臉,判決書上寫的是另外的原因。出獄後他們不知道我如何能出國並在美國落腳。我簡單告訴我爸,“美國需要我這樣的人。”他們看到我有份工作,兒子上了美國大學,他們一方面覺得這些實打實的利益重要,一方面覺得這和刑滿釋放人員的人生不搭。對我來說,工作只是掙口飯吃的途徑;我不為自己有能力溫飽顧盼自雄,就如我不會對阿拉斯加的黑熊肅然起敬,僅僅因為他一天能吃到幾十公斤新鮮三文魚。至於美國大學,外在的教育只是提醒,教育的核心在於自我教育。我不知道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是哪所大學畢業的,什麼學位。 心情沉重、感慨。我剛出獄的時候,我爸對我說,“虞超啊,我快死了。”我說,“爸,我也快死了。”我爸很驚訝,問,“你怎麼快死了?”我說,“爸,你怎麼到現在還不知道,人一生出來就快死了?”

金鼓玉鞍腰下劍 黃沙百戰破樓蘭 ——懷念柳志梅(二)

2015年2月20日,加州Milpitas,Cisco辦公樓。 U盤便攜加密email系統提醒我收到新郵件。高強度加密郵件是同心寄來的。十多年前我作爲明慧網在華聯繫人,她是我的直接上級。郵件Subject中只有一個詞,sad。我心下納悶,我們此前通信,Subject從來空着,以避免泄露任何信息。再有,多年來,在這場中共政權針對民衆滅絕人性的大迫害中,多少慘絕人寰的事我們曾共同面對。在我們之間,哪些事情會在郵件Subject中,專門用sad來描述呢?使用雙因子非對稱鑰匙解密郵件後,內容是: ——————————— 2015年2月13日早上,柳志梅的鄰村西中荊村的一位村民和孩子散步,走到一口井邊,他的孩子看到井裡有一具屍體,頭朝下,腳朝上彎曲著飄在水面上,村民便報警,找人打撈上來一看:面部呈紫色,頭部有傷,只穿了一件單薄的內衣和毛衫,柳志梅的堂兄是三青村的村長,竟然沒認出來,到柳志梅家裡一看失踪了,才確認死者正是柳志梅。 ——————————— 腦海一片空白,心中一片紛亂。不知不覺中,我走到樓外。加州碧藍的天空,鷹緩緩翱翔。萬物復甦,春草蒙茸。新翻開的土地清香撲鼻。 淑萍先走了一步。我內心緩緩對自己說。 一九九七年,柳志梅以山東省第一名的成績,保送清華大學。她是山東萊陽的農家姑娘。我和她在清華大學小樹林的法輪大法煉功點認識。那時我對她幾乎沒有印象,直到一九九九年中共針對法輪大法修煉者群體,發動了滅絕人性的大迫害。她因修煉法輪大法,被清華大學休學。她掙脫父兄的拘禁,從山東農村老家步行數百里過黃河,回到清華,沒有住處、沒有收入,無依無靠。 我為她和另外一位重要夥伴提供了食宿等生活開銷,我們住在一起。當時我太太已經被判刑。她與另外十六位同修,在人民日報刊登江澤民對法輪大法的誹謗前一天,登上天安門城樓展開法輪大法橫幅。我也因為警察騷擾,離開自己的住處,不到兩歲的虎虎,由太太褚彤的父母照顧。柳志梅讓我們叫她“淑萍”,那是家人對她的稱呼。 她先於我被抓。刑訊中多個指甲被掀掉,被中共警察性侵犯,被中共匪徒輪姦、懷孕、被迫墮胎。精神失常後,在家中被父兄凌虐,不聞不問。她的牆上被自己塗上大便。見到人接近,就驚叫著後退。在神智稍微清醒的時候,她在牆上刻下“清華大學”。她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來到美國後,我與太太和同學王為宇、蕭晴夫婦出國後在芝加哥第一次見面。事後我給同心寫信說,“很久沒有這樣敞開心扉地笑了”。同心回信說:“久別重逢值得高興。你們是否商量一下,如何接柳志梅出國?”我的心再次沉下去。那時我還沒有工作,支撐家庭都難,遑論幫助他人。我不知道以後能否真正舒心地笑了。 和那位重要夥伴以及柳志梅在一起的日子裡,我的收入就放在一個盛過月餅的小竹筐裡。大家用的時候就從裡面抽幾張。每當看到大疊粉紅色百元鈔票放在那裡,我就稍微放心一些。 那時我很想家人,想孩子。實在想虎虎的時候,我就自己小聲嘟囔一會我逗他時的歌謠,想象自己正在逗他玩。這時那位重要夥伴就微笑著問我,“想虎虎啦?”我笑著點點頭說“嗯”,就繼續振作精神走下去。 每天晚上,我從傳單印刷點接柳志梅回到住處。因為那裡偏僻,她自己回來不安全。我拼命工作、拼命掙錢,身後好多人等著用呢。工作的壓力、反抗中共的壓力、時刻準備被圍捕、時刻準備生離死別、破碎的家庭、想念孩子、不知前路如何……一次接柳志梅回來的路上,我的心膨脹得快要爆開,我不知道應該大哭還是大吼。我把車停下來,說,我想看看月亮。 車停在北京迴龍觀東邊霍營小區附近的路上。我從車上下來,遙望西方天空。那年金星合月。明亮的金星,在明月斜下方。朗月疏星。我久久凝視。柳志梅在我身邊一直無言。過了很久,高熱高壓下幾乎熔化變形的心再次堅韌,我對柳志梅說,“我們回去吧。” 神韻藝術團到來的那天清晨,漫天彩霞。清澈的曙光讓城市的空氣、高樓以及路上行人都變得似乎透明。神韻結束的晚上,走出劇院,天上明月格外大、格外亮,但旁邊不見了那顆明亮的星。 淑萍你在哪兒?真希望你和我們一起看神韻演出。你知道嗎,虎虎已經被多所美國名校錄取了。 金鼓玉鞍腰下劍,黃沙百戰破樓蘭。 淑萍,你神明在天,注目地上的我們。我們一定努力,一定慰英靈於天上,昭正義於人間。

記憶片段(七)母親節雜憶

我有兩個姐姐,大姐比我大十二歲,二姐比我大六歲。其實我有過一個哥哥,但是在他兩三歲的時候,因爲醫療事故去世了。我父母還想要個兒子,於是有了我二姐。此後爸爸不想再要小孩了,但是媽媽一定要一個兒子,於是我來到這裏。那時媽媽四十歲,爸爸四十五歲。 我一歲就認字了。現在我還記得小時候拿着小本新華字典,覺得非常沉重的感覺。大本的《新華詞典》我拿不動。三歲的時候我已經認識幾千字了。記憶中,我沒有從早慧得到多少好處。人民大學幼兒園的老師,很多不識字。她們看到一個三歲的孩子識字,心裏產生的更多是仇恨。在她們眼裏,我是人民大學教師的孩子,因此是“吃巧克力長大的”,而她們的孩子,則是“喝棒子麵粥長大的”。 實際上我家因爲有三個孩子,經濟不寬裕,牛奶只訂了一瓶給我喝,另外一種讓我印象很深的飲料,是米飯快熟時,把米飯上面很濃的那層米湯撇出來,加一點糖給我喝。我站在媽媽身邊,仰面看着媽媽,鍋裏熱氣繚繞,媽媽專注地用勺撇出米湯,這一切讓我覺得心裏非常安全。很多年後我想起來,明白那米湯只給我一人喝。媽媽對我偏心。 在幼兒園,我經常被處罰、罰站。我雖然小,但知道老師一點也不喜歡我。小朋友們在玩的時候,我被拽出去罰站,原因可能是因爲隨便說話或者動作了。我站在那裏看着其他小朋友玩,看着他們手裏拿着玩具,在地上推着玩具跑,內心的孤單恐懼還有想玩玩具的極其強烈的渴望,簡直能把我摧毀。我站在那裏,眼裏好象有眼淚,但很快也乾了。我用袖子一次次抹去流出來的鼻涕,塗滿鼻涕的袖口粗糙乾硬,象銼刀一樣劃痛我的鼻子,嘴唇。我目不轉睛地盯着地上被別的孩子推得到處跑的玩具。有時他們身體擋住了玩具,我就伸着脖子看。 爸爸媽媽都上班,因此我很小就被送到幼兒園。因爲在幼兒園裏我最小,因此我總是被小朋友欺負。在人民大學幼兒園作爲遊戲場的天台上,小朋友經常把我圍成一圈,輪流踢我作爲遊戲。我跑到老師身邊,緊緊抓住老師的褲子希望得到保護。老師用力搡我,“你怎麼不和大家一起玩?這孩子真討厭!”我一隻手緊攥住老師的褲子,一隻手從兜裏掏出沾滿乾硬鼻涕、緊緊團成一團的手絹,銼刀一樣擦掉流出來的鼻涕,看着不遠處的一群小朋友嬉笑地看着我、嘲弄我。 多年後,媽媽多次告訴我,聽說這件事讓她流淚。回想起來,我讓媽媽流淚的次數太多了。幼兒園老師不喜歡我,我覺得一定是我不對,我盡力想讓她們高興。在理髮的時候,她們把我的頭髮剃成一條一條的,叫來幾個老師指着我的頭說象西瓜,老師們笑得都很開心。我也很開心。因爲我終於有機會讓老師開心,而不是訓斥我了。我從高椅子上扭着身子滑下去,興奮得到處跑,指給其他孩子看我被剃成一條一條的頭,笑着告訴他們,“西瓜”——幼兒園教室裏一片笑聲。回家後我告訴媽媽此事,媽媽什麼話都沒有說。 在剪指甲的時候,老師拿着我的手,每個指甲只剪兩下,左邊斜着剪一下,右邊斜着剪一下。每個指甲上面都有個尖。媽媽總要給我修剪一下。我總是爭辯:“媽媽你別剪,老師每次都這麼剪。”——我覺得老師剪的,是最標準的。 我從小就沒能給媽媽爭氣。而媽媽是個非常好強的人。 媽媽出身河南南陽大地主家庭,外祖父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我見過他一張照片,非常英俊,是一種泰然自若的英俊。後來他死在共產黨青海的監獄裏。外祖母姓白,媽媽六歲時,外祖母去世了。媽媽被後媽欺負,外祖父、外祖母最後不管媽媽了,她自己找到解放軍,參軍去了總後勤部。 媽媽極其好強,因爲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她希望我爭氣,但是我一直沒能給她“爭氣”——也就是說,得到周圍人的接納和讚許。多年來媽媽爲我操碎了心。我從小到大,她經常說的幾句話,“超超你什麼時候開竅啊”、“超超還小,等長大開了竅就好了”——我也不知道開什麼竅。我十一二歲時覺得自己挺大了。自己還想,我怎麼還沒開竅啊,到底開什麼竅啊。到了我二十出頭的時候,媽媽還在這麼說。 我六歲上學,人民大學附屬小學。那時是一九七八年。第一課我記得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偉大領袖華主席帶領我們前進。”——華主席就是華國鋒。第二課是一首詩,內容是“你辦事,我放心”,這據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臨死前給偉大領袖華主席的一張紙條。有了這張紙條,偉大領袖華主席就可以帶領我們前進了。 課堂上最重要的兩條要求:一是“背手坐直”,一是“不許說話”。整整六年小學我竟然沒有做到這兩條。老師都不喜歡我。一年級新來的短髮齊耳楊老師,她挨個考我們背課文。前面幾個小朋友都順利的背了出來,我開始着急了,因爲我無法顯示出自己的能幹了。如何才能不同凡響呢?我要背的熟練、再熟練。輪到我時,我飛快的把課文背了下來。速度之快,讓我內心充滿驕傲。楊老師勃然大怒——她認爲我在同學面前扮小丑搗亂。 放學後,我作爲背誦最快的和沒能背誦出來的一起留堂不許回家。那些沒背出來的,是能力問題,被訓斥幾句後放回家。而我當衆搗亂,是品德問題,非常嚴重。楊老師循循善誘地啓發我,爲什麼會搗亂呢?爲什麼在別的老師那裏不搗亂,在新來的楊老師那裏搗亂呢?學校有紀律,是爲了孩子們好啊,你這樣搗亂,影響大家怎麼辦? 我實在不好意思開口告訴楊老師,因爲楊老師剛來,我希望她注意我,喜歡我。我又不想承認自己搗亂。天漸漸黑了,楊老師在若無其事的判作業,我在一邊罰站。我心裏想家、害怕,終於承認,我是因爲楊老師剛來,想看看她厲害不厲害。楊老師眼睛閃閃發光,微笑地看着我,認可了我的自白。我被放回家了。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說謊。心裏象空了一塊似的,空蕩蕩的不知何處放置自己的心。 由於我的頑劣、不遵守紀律,多年來媽媽一次次被老師找去訓,沒有學習問題,主要是品德問題。我的品德存在嚴重問題。記憶中我十歲後,也就是四年級以後,人民大學附屬小學的老師,屢興大案,停課調查,班裏誰說老師壞話,男生女生是否傳紙條,是否有人散佈下課應該多玩一會的言論等等。一人桌上擺一張紙,互相揭發,背靠背揭發,自己說出自己的惡行,可以得到從輕處理。這是人民大學附屬小學老師保證長久教育秩序的手段。 五年級的時候,班上一位小女孩喜歡上另外一位男孩,給他傳了張紙條,被人告發。他們兩個找我來討主意。我告訴他們,無論老師許諾你們什麼,“說出來就會從輕處理”等等,一句話也別信,否認到底。一定不要承認。我平靜、堅決的叛逆建議,讓他們一時不知如何接受。他們站在我面前,目光緊張、焦灼。我內心微笑着。初夏,嫩黃的絲瓜花在陽光下輕輕顫動,綠葉和枝蔓舒展在陽光下。 此前,媽媽又被老師找去。這次,媽媽和老師在辦公室裡吵起來。班幹部回到班裡,用奇異的眼光看著我。他們竊竊私語,我聽了個大概,就是媽媽說“虞超不是那樣的”。我心裡又感動又難過。因為此前從來沒人這麼說。媽媽也沒這麼說。但是後來老師對我更不好了。一堂堂課把我拎出去罰站。 老師再興大案,挨個調查,逼我承認我從來沒有幹過的事。給我時間,讓我交代——這是典型的政策攻心——那時我只有十一歲。媽媽問我:你幹沒幹?我說,沒幹。媽媽說,那你就別承認。 但是我還是扛不住承認了。我放學不敢回家,一直在外面逛到晚上快六點,不得已回家了。家裡已經快吃完飯了。我不敢看媽媽,做出找地方放書包的樣子。媽媽第一句就問,你承認了嗎?我低聲說,我承認了。 一個大耳光就把我扇得向後靠在牆上。媽媽左右開弓打我耳光,滿臉是淚,邊打邊哭:不是你幹的,你為什麼承認?!我被扇得背靠著牆,雙眼止不住流淚,我的眼和心都在哭。我內心對自己說,我永遠不會讓媽媽這麼委屈了,虞超以後一定要扛住啊! 我微笑着把目光從嫩黃的絲瓜花上收回,鼓勵地看着眼前的男孩女孩,我再次告訴他們:“什麼都別承認。”——幾天後,他們承認了,而且爲了求得寬大處理,說出了我教他們什麼都別承認的事。我是真正的幕後黑手、害群之馬。 我的品德有問題,學習成績也不好。後來我進了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專門給差生、人大子弟準備的“子弟班”,也就是放牛班。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差生,統計分數時屬於“人大附中二部”。在高三第一個學期的期中考試,我的成績在全校向前跳了二百二十多名,從此沒有出班上前十名。我們班第一名,是北京市模擬考試第一名;我們班第二名,是北京市模擬考試第六名。我上了清華大學,媽媽覺得終於揚眉吐氣了。我只覺得空虛。非常空虛。  

生日感言

二姐問:四十四歲。對過去和未來有何感想? 我說: 我感覺自己還是十五六歲。面對未來,我面對死亡考慮問題,能快速知道此刻什麼事情最重要,以及內心真實的想法。 我回想我們成長的家庭。父母,尤其是父親,由於找不到自我,通過傷害他人以達成控制,從而找到自我。因此傷害他人對於爸爸來說須臾不可或缺。比呼吸還重要。死亡對他來說不是最重大的威脅和失落——不能傷害他人,當下就失去自我。因此他一直傷害。成本最低的傷害對象就是孩子,還有媽媽。我們以為父母應該關愛我們,所以一直渴望從他那裡得到認可與關愛。這種渴望給了他繼續傷害的可能性。我們沒有從家庭中學到如何愛,所有的感情表達,都是從另外一方對於你給他/她造成的傷害所感受到的痛楚中,判斷對方對你感情是否深厚。因此越希望和對方建立長久的親密關係,越要傷害對方。我稱之為基於親密關係(家庭、血緣、伴侶)的情感邪教。 回顧過去,我能識別這種過去對我的塑造,也從很大程度上做回了真正的自己,不在這種人為塑造的場景中扮演角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wSOkiLUZY

懷念同修柳志梅

得知柳志梅慘死的消息,我非常難過。 柳志梅是清華大學化工系的學生,一九九七年以山東省第一名成績保送清華大學,從萊陽來到北京。我和她在清華煉功點上認識。 柳志梅因為修煉法輪功被清華休學之後,在家鄉受到父兄的打罵。為了躲避攔截、追捕,她徒步走了很久,跨過黃河,回到清華。那時她僅僅21歲。 她沒有經濟來源,沒有住處,前途不知在哪裡。那時我也因中共迫害失去了原來的工作,有家難回。幸好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工資比以前更高。我為她提供了食宿。我住北邊小屋,讓她住朝南的大屋。我睡硬床,她睡软床。柳志梅睡慣了硬床,開始幾天,她說席夢思床墊太軟,睡著不舒服。我說,慢慢就習慣了,軟床睡著舒服。那時冬天已經開始了,我租的房子是自帶暖氣的,看著壁掛式鍋爐燒的呼呼響,窗外的煙囪噗噗噴白汽,屋裡漸漸暖和起來,我也安慰、放心了,這個冬天有地方過冬了。我開車帶她一起出去辦事,到了中午,我們都餓了。我在海澱區北窪路找了一個餐館,點了烤鴨請她吃。她認認真真吃完了烤鴨,喝了鴨架熬的湯,對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吃烤鴨。”我心裡挺高興,也有點難過,就說:“以後有機會我再請你吃烤鴨。”她也沒坐過轎車。我開著車子,和她一起出去辦事,因此她也坐過小轎車了。為了讓她有一技之長,我拿出三千多元錢幫她去駕駛學校學習駕駛。她對我說:“我的小名叫淑萍,家裡人叫我淑萍,你就叫我淑萍吧。”從此我就叫她淑萍。我太粗枝大葉了,過了許多年,在監獄裡的時候,我想起這一幕,才恍然明白她當時拿我當家人了。此前我只是把這個名字當作一個隱藏真實身份的化名。我自己起了許多化名,她讓我叫她什麼,我根本沒在意。 我們在一起做大法工作,我買了日本的自動印刷機開始印刷傳單。我負責找下游渠道,柳志梅白天黑夜的印刷。到我們後來轉手這台印刷機,柳志梅一共印了七十多萬份雙面傳單。當時大家對如何做大法工作思考並不清晰。柳志梅一直覺得自己沒有去上訪、沒有去天安門是個遺憾,覺得在這個地下印刷點,不算真正參與正法。我一再勸她,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和別人學。當時我的思路也不清晰,擔心自己勸多了,耽誤了她修煉。一次她一定要出去上訪,我不得已放她走了,心裡非常擔心。幾天中她沒有消息,一天,我下班回來,天已經快黑了。我上樓的時候看到樓梯上坐了一個人,頭垂在手臂上休息,我嚇了一跳,再一看原來是柳志梅。我非常高興,緊緊地握著她的手,半天沒松開,一句話都沒說。實際上當時我想掉眼淚。她高高興興地告訴我,自己為法輪功上訪了,和大家一起被用車拉到離北京很遠的地方,被趕下車,她是徒步走回來的。在我們共同流離失所的過程中,她還有好幾次要出去做她想做的證實法的事。一次,她拎著桶要出去刷大法標語。我伸開雙臂擋住門,硬是攔下了她。 十五年前我是個粗率的人,不體諒人,也不會照顧人。我當時天天在外面跑,在公司一個人干三個人的活掙錢,剩下時間沒白沒黑地為了揭破中共對法輪功的謊言而工作。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洗衣機。我讓她給我做飯、洗冬天的外套。她做了一段時間飯,但是拒絕給我洗衣服。那時的北京沒有戶外的自助洗衣房,送到洗染店又太貴,我舍不得。沒辦法,我只好跑去求人洗衣服。後來我才知道,她不會洗冬天那種大的厚衣服,她只是一個從小苦讀以改變命運的女孩,照顧自己都有困難。 現在回想起來,我比她大七歲,沒能像大哥一樣照顧她。我比她早得法,沒能在法上清晰談出自己對助師正法的理悟,幫助她理性的對待大法工作。她先於我被抓。我於一年多以後被抓。此前聽說,警察押著她到我們曾經的印刷點指認地點。她穿著拖鞋被從車上押下來,到了我們的印刷點門口,警察指問是否是這裡,她只是搖頭。 十年後我出獄了。了解到柳志梅被酷刑折磨(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刑訊中,她的多個指甲脫落)、性侵犯、輪姦、被迫墮胎,已經精神失常。我內心如同刀扎。出國後,我想快些站住腳,有能力的時候,接柳志梅出國。在國外,我也遇到了自己的艱難。剛剛找到一份工作,兩周後,得知柳志梅慘死的消息。我的內心如同刀扎。我想幫忙,但沒能力伸出手,這是我內心的深痛。 柳志梅在我心裡,永遠是那個淳樸、純潔,心地善良的女孩。我永遠不會忘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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