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片段

在一個群組評論文革時期幼兒園的視頻： 這是條件很好的幼兒園了。（中國不叫「幼稚園」，這個名字聽上去有宋美齡時代資產階級的氣味。你的思想很危險，最近是不是看了什麼不好的書？是不是收聽敵臺了？） 我就是在文革時期上幼兒園的，在幼兒園裏受了很多欺負。回想起來和監獄一樣。這輩子我坐了太多監獄了。 我在幼兒園大概兩三歲的時候被排練揭批劉少奇的舞蹈，其中有個動作是：旋轉後右腿弓步向前，右手劍指（食指中指並齊+握拳），斜劈下指——這是怒指想象中的劉少奇。不幸我在旋轉的時候總是時機、方向錯誤，亂轉一氣，我被趕出舞蹈，當時的自卑失落我現在還記得。幼兒園裏的一天，漫長得像是一生。 門口右側牆上有和我一樣大的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歲就開始認字。我二姐或是大姐到幼兒園接我的时候我問，「什麼是『到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什麼時候到底？」 我二姐和她的同學于紅一起接我的時候，太陽西沉，紅紅的太陽懸在小學操場西面的楊樹梢。我指着太陽大叫道：「毛主席！毛主席！」我二姐和于紅帶着祕密打破禁忌的罪惡喜悅，互視並意味深長地同時說：「反動欸~」

這種筷子是中國監獄做的。極其骯髒、有毒，而且生產過程充滿血淚。我臉書上一位現在臺灣的朋友在主頁上展示她回北京，買了大蝦酥（一種酥糖），說是“家鄉的味道”。我一看，和我在監獄裏包糖紙的那種糖很類似。而且糖紙包得很馬虎。 監獄從糖果公司接任務，強迫犯人給糖包糖紙。糖髒極了。就在犯人的監舍裏包糖紙。每天定量十分殘酷，爲了完成定額，很多人的整個指甲都掉了，因爲數萬次按壓糖，指甲會離開甲牀、變黑脫落。鑽心地疼。犯人內心極度憤恨，仇恨警察、糖果工廠、以及最終顧客，他們把自己身體分泌物、污垢、甚至精液，塗在糖上。我們包的糖名字是“老布特”，是北京市名牌，綠色產品。 蛋糕裏面都有一個小紙托，上面有棱，蛋糕放在裏面。這種蛋糕托也是監獄做的。使用有毒膠水粘接。我的同學王爲宇長期做這種蛋糕托。 中國一個著名的月餅品牌，名字忘了，月餅盒的圖案經常是兩條精美的鯉魚，他們的月餅硬紙袋也是監獄做的。要把硬紙疊成形狀，爲了使形狀固定，幾十個硬紙袋摞在一起，犯人上去跳着踩。這樣踩到深夜。如果不能完成任務，就不能睡覺。我太太褚彤在監獄曾經做過這種著名品牌的月餅紙袋。 方便麵蔬菜包中的風乾蔥花，是用那些篩選出來的，比大拇指大一點，無法在商店裏出售的洋蔥，強迫我和同學孟軍、近七十歲的李昌，以及另外幾十人，排成一排，迎着凜冽割面的風，用石頭、瓦片剝下的爛得發臭的洋蔥皮，而後加工這些“蔬菜”，吃進每個人的口中。 多年來，中共幾乎不給監獄警察發工資，他們養家、老婆買衣服、孩子上學、孩子長身體想多喝一點牛奶，所有開銷都是來自於奴役犯人。近些年來，工資發的多些。但是錢哪裏有夠呢？所以還是奴役犯人。 慣犯告訴我，在新疆，爲了不出工，犯人用大石頭砸斷自己的小腿。還要做出逼真的工傷場景，因爲獄方殘酷懲罰“僞病逃避勞動”。有人得了肝炎被隔離，犯人通過相識的人輾轉請託，希望得到他的尿，喝下後希望也能得肝炎。病犯只會挑選和自己最鐵的關係，把尿給他。因爲一旦事發，病犯和打算得病的犯人，都會受到殘酷懲罰。裝在飯盒裏給是不行的，有經驗的獄卒會檢查，因此很多時候要用毛巾浸溼肝炎病人的尿。毛巾傳遞到朋友手裏，浸滿了寶貴的高度感染性的尿，他在天寒地凍之中用力吮吸這塊毛巾。奇怪的是，在新疆那裏，不少人喝下這種尿，也不得肝炎。 驅使犯人砸斷腿、喝尿背後，奴工的殘酷可想而知。 亂世之中，指望自己能吃好玩好，不太可能。瓦解邪惡中共，就不必擔心自己和後代吃下沾着犯人體液的酥糖。

在人生的盡頭和我爸聊天。 我爸說，“我這輩子就在人民大學呆著，你的一生真是豐富。我有時候一個人想，虞超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啊。”我內心沉重，但是又忍不住笑了。內心沉重是因為，我爸是人生中最不瞭解我的人。我就是他兒子，所有的成長、選擇，就在他眼前，他就是不理解。他說，“對你我百思不得其解”。中共剛開始鎮壓那些年，他多次說，“你媽要活著，你就不會這樣了，你聽你媽的話。”我當時心想，你也不瞭解我，也不瞭解媽媽。不過幸虧我媽走得早，不然那些事得讓她心疼死。笑了是因為，我人生中的大動作，在當時都是不得不做的唯一選擇。中共鎮壓法輪功，我不能不反抗啊。在逃亡、監禁的各種痛苦中，我想過幾十上百遍，想來想去，我非上不可，我不能退啊。我笑了，對我爸說，“我是衝鋒陷陣的人，爸，從小就是。你一直到現在都不知道。” 我在上清華時就煉法輪功，我爸和他的妹妹、妹夫鄙夷得不行。他們覺得我無能、愚蠢、沒見識。我姑父說，“你這算怎麼回事，你去佛學院還能有個碩士學位呢！”我瞠目不知所對。“佛學院”？“碩士”？下了大獄後，他們實在不明白我犯了什麼大事，怎麼判那麼重。中共怕丟臉，判決書上寫的是另外的原因。出獄後他們不知道我如何能出國並在美國落腳。我簡單告訴我爸，“美國需要我這樣的人。”他們看到我有份工作，兒子上了美國大學，他們一方面覺得這些實打實的利益重要，一方面覺得這和刑滿釋放人員的人生不搭。對我來說，工作只是掙口飯吃的途徑；我不為自己有能力溫飽顧盼自雄，就如我不會對阿拉斯加的黑熊肅然起敬，僅僅因為他一天能吃到幾十公斤新鮮三文魚。至於美國大學，外在的教育只是提醒，教育的核心在於自我教育。我不知道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是哪所大學畢業的，什麼學位。 心情沉重、感慨。我剛出獄的時候，我爸對我說，“虞超啊，我快死了。”我說，“爸，我也快死了。”我爸很驚訝，問，“你怎麼快死了？”我說，“爸，你怎麼到現在還不知道，人一生出來就快死了？”

2015年2月20日，加州Milpitas，Cisco辦公樓。 U盤便攜加密email系統提醒我收到新郵件。高強度加密郵件是同心寄來的。十多年前我作爲明慧網在華聯繫人，她是我的直接上級。郵件Subject中只有一個詞，sad。我心下納悶，我們此前通信，Subject從來空着，以避免泄露任何信息。再有，多年來，在這場中共政權針對民衆滅絕人性的大迫害中，多少慘絕人寰的事我們曾共同面對。在我們之間，哪些事情會在郵件Subject中，專門用sad來描述呢？使用雙因子非對稱鑰匙解密郵件後，內容是： ——————————— 2015年2月13日早上，柳志梅的鄰村西中荊村的一位村民和孩子散步，走到一口井邊，他的孩子看到井裡有一具屍體，頭朝下，腳朝上彎曲著飄在水面上，村民便報警，找人打撈上來一看：面部呈紫色，頭部有傷，只穿了一件單薄的內衣和毛衫，柳志梅的堂兄是三青村的村長，竟然沒認出來，到柳志梅家裡一看失踪了，才確認死者正是柳志梅。 ——————————— 腦海一片空白，心中一片紛亂。不知不覺中，我走到樓外。加州碧藍的天空，鷹緩緩翱翔。萬物復甦，春草蒙茸。新翻開的土地清香撲鼻。 淑萍先走了一步。我內心緩緩對自己說。 一九九七年，柳志梅以山東省第一名的成績，保送清華大學。她是山東萊陽的農家姑娘。我和她在清華大學小樹林的法輪大法煉功點認識。那時我對她幾乎沒有印象，直到一九九九年中共針對法輪大法修煉者群體，發動了滅絕人性的大迫害。她因修煉法輪大法，被清華大學休學。她掙脫父兄的拘禁，從山東農村老家步行數百里過黃河，回到清華，沒有住處、沒有收入，無依無靠。 我為她和另外一位重要夥伴提供了食宿等生活開銷，我們住在一起。當時我太太已經被判刑。她與另外十六位同修，在人民日報刊登江澤民對法輪大法的誹謗前一天，登上天安門城樓展開法輪大法橫幅。我也因為警察騷擾，離開自己的住處，不到兩歲的虎虎，由太太褚彤的父母照顧。柳志梅讓我們叫她“淑萍”，那是家人對她的稱呼。 她先於我被抓。刑訊中多個指甲被掀掉，被中共警察性侵犯，被中共匪徒輪姦、懷孕、被迫墮胎。精神失常後，在家中被父兄凌虐，不聞不問。她的牆上被自己塗上大便。見到人接近，就驚叫著後退。在神智稍微清醒的時候，她在牆上刻下“清華大學”。她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來到美國後，我與太太和同學王為宇、蕭晴夫婦出國後在芝加哥第一次見面。事後我給同心寫信說，“很久沒有這樣敞開心扉地笑了”。同心回信說：“久別重逢值得高興。你們是否商量一下，如何接柳志梅出國？”我的心再次沉下去。那時我還沒有工作，支撐家庭都難，遑論幫助他人。我不知道以後能否真正舒心地笑了。 和那位重要夥伴以及柳志梅在一起的日子裡，我的收入就放在一個盛過月餅的小竹筐裡。大家用的時候就從裡面抽幾張。每當看到大疊粉紅色百元鈔票放在那裡，我就稍微放心一些。 那時我很想家人，想孩子。實在想虎虎的時候，我就自己小聲嘟囔一會我逗他時的歌謠，想象自己正在逗他玩。這時那位重要夥伴就微笑著問我，“想虎虎啦？”我笑著點點頭說“嗯”，就繼續振作精神走下去。 每天晚上，我從傳單印刷點接柳志梅回到住處。因為那裡偏僻，她自己回來不安全。我拼命工作、拼命掙錢，身後好多人等著用呢。工作的壓力、反抗中共的壓力、時刻準備被圍捕、時刻準備生離死別、破碎的家庭、想念孩子、不知前路如何……一次接柳志梅回來的路上，我的心膨脹得快要爆開，我不知道應該大哭還是大吼。我把車停下來，說，我想看看月亮。 車停在北京迴龍觀東邊霍營小區附近的路上。我從車上下來，遙望西方天空。那年金星合月。明亮的金星，在明月斜下方。朗月疏星。我久久凝視。柳志梅在我身邊一直無言。過了很久，高熱高壓下幾乎熔化變形的心再次堅韌，我對柳志梅說，“我們回去吧。” 神韻藝術團到來的那天清晨，漫天彩霞。清澈的曙光讓城市的空氣、高樓以及路上行人都變得似乎透明。神韻結束的晚上，走出劇院，天上明月格外大、格外亮，但旁邊不見了那顆明亮的星。 淑萍你在哪兒？真希望你和我們一起看神韻演出。你知道嗎，虎虎已經被多所美國名校錄取了。 金鼓玉鞍腰下劍，黃沙百戰破樓蘭。 淑萍，你神明在天，注目地上的我們。我們一定努力，一定慰英靈於天上，昭正義於人間。

我有兩個姐姐，大姐比我大十二歲，二姐比我大六歲。其實我有過一個哥哥，但是在他兩三歲的時候，因爲醫療事故去世了。我父母還想要個兒子，於是有了我二姐。此後爸爸不想再要小孩了，但是媽媽一定要一個兒子，於是我來到這裏。那時媽媽四十歲，爸爸四十五歲。 我一歲就認字了。現在我還記得小時候拿着小本新華字典，覺得非常沉重的感覺。大本的《新華詞典》我拿不動。三歲的時候我已經認識幾千字了。記憶中，我沒有從早慧得到多少好處。人民大學幼兒園的老師，很多不識字。她們看到一個三歲的孩子識字，心裏產生的更多是仇恨。在她們眼裏，我是人民大學教師的孩子，因此是“吃巧克力長大的”，而她們的孩子，則是“喝棒子麵粥長大的”。 實際上我家因爲有三個孩子，經濟不寬裕，牛奶只訂了一瓶給我喝，另外一種讓我印象很深的飲料，是米飯快熟時，把米飯上面很濃的那層米湯撇出來，加一點糖給我喝。我站在媽媽身邊，仰面看着媽媽，鍋裏熱氣繚繞，媽媽專注地用勺撇出米湯，這一切讓我覺得心裏非常安全。很多年後我想起來，明白那米湯只給我一人喝。媽媽對我偏心。 在幼兒園，我經常被處罰、罰站。我雖然小，但知道老師一點也不喜歡我。小朋友們在玩的時候，我被拽出去罰站，原因可能是因爲隨便說話或者動作了。我站在那裏看着其他小朋友玩，看着他們手裏拿着玩具，在地上推着玩具跑，內心的孤單恐懼還有想玩玩具的極其強烈的渴望，簡直能把我摧毀。我站在那裏，眼裏好象有眼淚，但很快也乾了。我用袖子一次次抹去流出來的鼻涕，塗滿鼻涕的袖口粗糙乾硬，象銼刀一樣劃痛我的鼻子，嘴唇。我目不轉睛地盯着地上被別的孩子推得到處跑的玩具。有時他們身體擋住了玩具，我就伸着脖子看。 爸爸媽媽都上班，因此我很小就被送到幼兒園。因爲在幼兒園裏我最小，因此我總是被小朋友欺負。在人民大學幼兒園作爲遊戲場的天台上，小朋友經常把我圍成一圈，輪流踢我作爲遊戲。我跑到老師身邊，緊緊抓住老師的褲子希望得到保護。老師用力搡我，“你怎麼不和大家一起玩？這孩子真討厭！”我一隻手緊攥住老師的褲子，一隻手從兜裏掏出沾滿乾硬鼻涕、緊緊團成一團的手絹，銼刀一樣擦掉流出來的鼻涕，看着不遠處的一群小朋友嬉笑地看着我、嘲弄我。 多年後，媽媽多次告訴我，聽說這件事讓她流淚。回想起來，我讓媽媽流淚的次數太多了。幼兒園老師不喜歡我，我覺得一定是我不對，我盡力想讓她們高興。在理髮的時候，她們把我的頭髮剃成一條一條的，叫來幾個老師指着我的頭說象西瓜，老師們笑得都很開心。我也很開心。因爲我終於有機會讓老師開心，而不是訓斥我了。我從高椅子上扭着身子滑下去，興奮得到處跑，指給其他孩子看我被剃成一條一條的頭，笑着告訴他們，“西瓜”——幼兒園教室裏一片笑聲。回家後我告訴媽媽此事，媽媽什麼話都沒有說。 在剪指甲的時候，老師拿着我的手，每個指甲只剪兩下，左邊斜着剪一下，右邊斜着剪一下。每個指甲上面都有個尖。媽媽總要給我修剪一下。我總是爭辯：“媽媽你別剪，老師每次都這麼剪。”——我覺得老師剪的，是最標準的。 我從小就沒能給媽媽爭氣。而媽媽是個非常好強的人。 媽媽出身河南南陽大地主家庭，外祖父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我見過他一張照片，非常英俊，是一種泰然自若的英俊。後來他死在共產黨青海的監獄裏。外祖母姓白，媽媽六歲時，外祖母去世了。媽媽被後媽欺負，外祖父、外祖母最後不管媽媽了，她自己找到解放軍，參軍去了總後勤部。 媽媽極其好強，因爲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她希望我爭氣，但是我一直沒能給她“爭氣”——也就是說，得到周圍人的接納和讚許。多年來媽媽爲我操碎了心。我從小到大，她經常說的幾句話，“超超你什麼時候開竅啊”、“超超還小，等長大開了竅就好了”——我也不知道開什麼竅。我十一二歲時覺得自己挺大了。自己還想，我怎麼還沒開竅啊，到底開什麼竅啊。到了我二十出頭的時候，媽媽還在這麼說。 我六歲上學，人民大學附屬小學。那時是一九七八年。第一課我記得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偉大領袖華主席帶領我們前進。”——華主席就是華國鋒。第二課是一首詩，內容是“你辦事，我放心”，這據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臨死前給偉大領袖華主席的一張紙條。有了這張紙條，偉大領袖華主席就可以帶領我們前進了。 課堂上最重要的兩條要求：一是“背手坐直”，一是“不許說話”。整整六年小學我竟然沒有做到這兩條。老師都不喜歡我。一年級新來的短髮齊耳楊老師，她挨個考我們背課文。前面幾個小朋友都順利的背了出來，我開始着急了，因爲我無法顯示出自己的能幹了。如何才能不同凡響呢？我要背的熟練、再熟練。輪到我時，我飛快的把課文背了下來。速度之快，讓我內心充滿驕傲。楊老師勃然大怒——她認爲我在同學面前扮小丑搗亂。 放學後，我作爲背誦最快的和沒能背誦出來的一起留堂不許回家。那些沒背出來的，是能力問題，被訓斥幾句後放回家。而我當衆搗亂，是品德問題，非常嚴重。楊老師循循善誘地啓發我，爲什麼會搗亂呢？爲什麼在別的老師那裏不搗亂，在新來的楊老師那裏搗亂呢？學校有紀律，是爲了孩子們好啊，你這樣搗亂，影響大家怎麼辦？ 我實在不好意思開口告訴楊老師，因爲楊老師剛來，我希望她注意我，喜歡我。我又不想承認自己搗亂。天漸漸黑了，楊老師在若無其事的判作業，我在一邊罰站。我心裏想家、害怕，終於承認，我是因爲楊老師剛來，想看看她厲害不厲害。楊老師眼睛閃閃發光，微笑地看着我，認可了我的自白。我被放回家了。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說謊。心裏象空了一塊似的，空蕩蕩的不知何處放置自己的心。 由於我的頑劣、不遵守紀律，多年來媽媽一次次被老師找去訓，沒有學習問題，主要是品德問題。我的品德存在嚴重問題。記憶中我十歲後，也就是四年級以後，人民大學附屬小學的老師，屢興大案，停課調查，班裏誰說老師壞話，男生女生是否傳紙條，是否有人散佈下課應該多玩一會的言論等等。一人桌上擺一張紙，互相揭發，背靠背揭發，自己說出自己的惡行，可以得到從輕處理。這是人民大學附屬小學老師保證長久教育秩序的手段。 五年級的時候，班上一位小女孩喜歡上另外一位男孩，給他傳了張紙條，被人告發。他們兩個找我來討主意。我告訴他們，無論老師許諾你們什麼，“說出來就會從輕處理”等等，一句話也別信，否認到底。一定不要承認。我平靜、堅決的叛逆建議，讓他們一時不知如何接受。他們站在我面前，目光緊張、焦灼。我內心微笑着。初夏，嫩黃的絲瓜花在陽光下輕輕顫動，綠葉和枝蔓舒展在陽光下。 此前，媽媽又被老師找去。這次，媽媽和老師在辦公室裡吵起來。班幹部回到班裡，用奇異的眼光看著我。他們竊竊私語，我聽了個大概，就是媽媽說“虞超不是那樣的”。我心裡又感動又難過。因為此前從來沒人這麼說。媽媽也沒這麼說。但是後來老師對我更不好了。一堂堂課把我拎出去罰站。 老師再興大案，挨個調查，逼我承認我從來沒有幹過的事。給我時間，讓我交代——這是典型的政策攻心——那時我只有十一歲。媽媽問我：你幹沒幹？我說，沒幹。媽媽說，那你就別承認。 但是我還是扛不住承認了。我放學不敢回家，一直在外面逛到晚上快六點，不得已回家了。家裡已經快吃完飯了。我不敢看媽媽，做出找地方放書包的樣子。媽媽第一句就問，你承認了嗎？我低聲說，我承認了。 一個大耳光就把我扇得向後靠在牆上。媽媽左右開弓打我耳光，滿臉是淚，邊打邊哭：不是你幹的，你為什麼承認？！我被扇得背靠著牆，雙眼止不住流淚，我的眼和心都在哭。我內心對自己說，我永遠不會讓媽媽這麼委屈了，虞超以後一定要扛住啊！ 我微笑着把目光從嫩黃的絲瓜花上收回，鼓勵地看着眼前的男孩女孩，我再次告訴他們：“什麼都別承認。”——幾天後，他們承認了，而且爲了求得寬大處理，說出了我教他們什麼都別承認的事。我是真正的幕後黑手、害群之馬。 我的品德有問題，學習成績也不好。後來我進了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專門給差生、人大子弟準備的“子弟班”，也就是放牛班。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差生，統計分數時屬於“人大附中二部”。在高三第一個學期的期中考試，我的成績在全校向前跳了二百二十多名，從此沒有出班上前十名。我們班第一名，是北京市模擬考試第一名；我們班第二名，是北京市模擬考試第六名。我上了清華大學，媽媽覺得終於揚眉吐氣了。我只覺得空虛。非常空虛。  

二姐問：四十四歲。對過去和未來有何感想？ 我說： 我感覺自己還是十五六歲。面對未來，我面對死亡考慮問題，能快速知道此刻什麼事情最重要，以及內心真實的想法。 我回想我們成長的家庭。父母，尤其是父親，由於找不到自我，通過傷害他人以達成控制，從而找到自我。因此傷害他人對於爸爸來說須臾不可或缺。比呼吸還重要。死亡對他來說不是最重大的威脅和失落——不能傷害他人，當下就失去自我。因此他一直傷害。成本最低的傷害對象就是孩子，還有媽媽。我們以為父母應該關愛我們，所以一直渴望從他那裡得到認可與關愛。這種渴望給了他繼續傷害的可能性。我們沒有從家庭中學到如何愛，所有的感情表達，都是從另外一方對於你給他/她造成的傷害所感受到的痛楚中，判斷對方對你感情是否深厚。因此越希望和對方建立長久的親密關係，越要傷害對方。我稱之為基於親密關係（家庭、血緣、伴侶）的情感邪教。 回顧過去，我能識別這種過去對我的塑造，也從很大程度上做回了真正的自己，不在這種人為塑造的場景中扮演角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wSOkiLUZY

得知柳志梅慘死的消息，我非常難過。 柳志梅是清華大學化工系的學生，一九九七年以山東省第一名成績保送清華大學，從萊陽來到北京。我和她在清華煉功點上認識。 柳志梅因為修煉法輪功被清華休學之後，在家鄉受到父兄的打罵。為了躲避攔截、追捕，她徒步走了很久，跨過黃河，回到清華。那時她僅僅21歲。 她沒有經濟來源，沒有住處，前途不知在哪裡。那時我也因中共迫害失去了原來的工作，有家難回。幸好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工資比以前更高。我為她提供了食宿。我住北邊小屋，讓她住朝南的大屋。我睡硬床，她睡软床。柳志梅睡慣了硬床，開始幾天，她說席夢思床墊太軟，睡著不舒服。我說，慢慢就習慣了，軟床睡著舒服。那時冬天已經開始了，我租的房子是自帶暖氣的，看著壁掛式鍋爐燒的呼呼響，窗外的煙囪噗噗噴白汽，屋裡漸漸暖和起來，我也安慰、放心了，這個冬天有地方過冬了。我開車帶她一起出去辦事，到了中午，我們都餓了。我在海澱區北窪路找了一個餐館，點了烤鴨請她吃。她認認真真吃完了烤鴨，喝了鴨架熬的湯，對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吃烤鴨。”我心裡挺高興，也有點難過，就說：“以後有機會我再請你吃烤鴨。”她也沒坐過轎車。我開著車子，和她一起出去辦事，因此她也坐過小轎車了。為了讓她有一技之長，我拿出三千多元錢幫她去駕駛學校學習駕駛。她對我說：“我的小名叫淑萍，家裡人叫我淑萍，你就叫我淑萍吧。”從此我就叫她淑萍。我太粗枝大葉了，過了許多年，在監獄裡的時候，我想起這一幕，才恍然明白她當時拿我當家人了。此前我只是把這個名字當作一個隱藏真實身份的化名。我自己起了許多化名，她讓我叫她什麼，我根本沒在意。 我們在一起做大法工作，我買了日本的自動印刷機開始印刷傳單。我負責找下游渠道，柳志梅白天黑夜的印刷。到我們後來轉手這台印刷機，柳志梅一共印了七十多萬份雙面傳單。當時大家對如何做大法工作思考並不清晰。柳志梅一直覺得自己沒有去上訪、沒有去天安門是個遺憾，覺得在這個地下印刷點，不算真正參與正法。我一再勸她，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和別人學。當時我的思路也不清晰，擔心自己勸多了，耽誤了她修煉。一次她一定要出去上訪，我不得已放她走了，心裡非常擔心。幾天中她沒有消息，一天，我下班回來，天已經快黑了。我上樓的時候看到樓梯上坐了一個人，頭垂在手臂上休息，我嚇了一跳，再一看原來是柳志梅。我非常高興，緊緊地握著她的手，半天沒松開，一句話都沒說。實際上當時我想掉眼淚。她高高興興地告訴我，自己為法輪功上訪了，和大家一起被用車拉到離北京很遠的地方，被趕下車，她是徒步走回來的。在我們共同流離失所的過程中，她還有好幾次要出去做她想做的證實法的事。一次，她拎著桶要出去刷大法標語。我伸開雙臂擋住門，硬是攔下了她。 十五年前我是個粗率的人，不體諒人，也不會照顧人。我當時天天在外面跑，在公司一個人干三個人的活掙錢，剩下時間沒白沒黑地為了揭破中共對法輪功的謊言而工作。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洗衣機。我讓她給我做飯、洗冬天的外套。她做了一段時間飯，但是拒絕給我洗衣服。那時的北京沒有戶外的自助洗衣房，送到洗染店又太貴，我舍不得。沒辦法，我只好跑去求人洗衣服。後來我才知道，她不會洗冬天那種大的厚衣服，她只是一個從小苦讀以改變命運的女孩，照顧自己都有困難。 現在回想起來，我比她大七歲，沒能像大哥一樣照顧她。我比她早得法，沒能在法上清晰談出自己對助師正法的理悟，幫助她理性的對待大法工作。她先於我被抓。我於一年多以後被抓。此前聽說，警察押著她到我們曾經的印刷點指認地點。她穿著拖鞋被從車上押下來，到了我們的印刷點門口，警察指問是否是這裡，她只是搖頭。 十年後我出獄了。了解到柳志梅被酷刑折磨（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刑訊中，她的多個指甲脫落）、性侵犯、輪姦、被迫墮胎，已經精神失常。我內心如同刀扎。出國後，我想快些站住腳，有能力的時候，接柳志梅出國。在國外，我也遇到了自己的艱難。剛剛找到一份工作，兩周後，得知柳志梅慘死的消息。我的內心如同刀扎。我想幫忙，但沒能力伸出手，這是我內心的深痛。 柳志梅在我心裡，永遠是那個淳樸、純潔，心地善良的女孩。我永遠不會忘記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