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鼓玉鞍腰下劍 黃沙百戰破樓蘭 ——懷念柳志梅(二)

2015年2月20日,加州Milpitas,Cisco辦公樓。 U盤便攜加密email系統提醒我收到新郵件。高強度加密郵件是同心寄來的。十多年前我作爲明慧網在華聯繫人,她是我的直接上級。郵件Subject中只有一個詞,sad。我心下納悶,我們此前通信,Subject從來空着,以避免泄露任何信息。再有,多年來,在這場中共政權針對民衆滅絕人性的大迫害中,多少慘絕人寰的事我們曾共同面對。在我們之間,哪些事情會在郵件Subject中,專門用sad來描述呢?使用雙因子非對稱鑰匙解密郵件後,內容是: ——————————— 2015年2月13日早上,柳志梅的鄰村西中荊村的一位村民和孩子散步,走到一口井邊,他的孩子看到井裡有一具屍體,頭朝下,腳朝上彎曲著飄在水面上,村民便報警,找人打撈上來一看:面部呈紫色,頭部有傷,只穿了一件單薄的內衣和毛衫,柳志梅的堂兄是三青村的村長,竟然沒認出來,到柳志梅家裡一看失踪了,才確認死者正是柳志梅。 ——————————— 腦海一片空白,心中一片紛亂。不知不覺中,我走到樓外。加州碧藍的天空,鷹緩緩翱翔。萬物復甦,春草蒙茸。新翻開的土地清香撲鼻。 淑萍先走了一步。我內心緩緩對自己說。 一九九七年,柳志梅以山東省第一名的成績,保送清華大學。她是山東萊陽的農家姑娘。我和她在清華大學小樹林的法輪大法煉功點認識。那時我對她幾乎沒有印象,直到一九九九年中共針對法輪大法修煉者群體,發動了滅絕人性的大迫害。她因修煉法輪大法,被清華大學休學。她掙脫父兄的拘禁,從山東農村老家步行數百里過黃河,回到清華,沒有住處、沒有收入,無依無靠。 我為她和另外一位重要夥伴提供了食宿等生活開銷,我們住在一起。當時我太太已經被判刑。她與另外十六位同修,在人民日報刊登江澤民對法輪大法的誹謗前一天,登上天安門城樓展開法輪大法橫幅。我也因為警察騷擾,離開自己的住處,不到兩歲的虎虎,由太太褚彤的父母照顧。柳志梅讓我們叫她“淑萍”,那是家人對她的稱呼。 她先於我被抓。刑訊中多個指甲被掀掉,被中共警察性侵犯,被中共匪徒輪姦、懷孕、被迫墮胎。精神失常後,在家中被父兄凌虐,不聞不問。她的牆上被自己塗上大便。見到人接近,就驚叫著後退。在神智稍微清醒的時候,她在牆上刻下“清華大學”。她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來到美國後,我與太太和同學王為宇、蕭晴夫婦出國後在芝加哥第一次見面。事後我給同心寫信說,“很久沒有這樣敞開心扉地笑了”。同心回信說:“久別重逢值得高興。你們是否商量一下,如何接柳志梅出國?”我的心再次沉下去。那時我還沒有工作,支撐家庭都難,遑論幫助他人。我不知道以後能否真正舒心地笑了。 和那位重要夥伴以及柳志梅在一起的日子裡,我的收入就放在一個盛過月餅的小竹筐裡。大家用的時候就從裡面抽幾張。每當看到大疊粉紅色百元鈔票放在那裡,我就稍微放心一些。 那時我很想家人,想孩子。實在想虎虎的時候,我就自己小聲嘟囔一會我逗他時的歌謠,想象自己正在逗他玩。這時那位重要夥伴就微笑著問我,“想虎虎啦?”我笑著點點頭說“嗯”,就繼續振作精神走下去。 每天晚上,我從傳單印刷點接柳志梅回到住處。因為那裡偏僻,她自己回來不安全。我拼命工作、拼命掙錢,身後好多人等著用呢。工作的壓力、反抗中共的壓力、時刻準備被圍捕、時刻準備生離死別、破碎的家庭、想念孩子、不知前路如何……一次接柳志梅回來的路上,我的心膨脹得快要爆開,我不知道應該大哭還是大吼。我把車停下來,說,我想看看月亮。 車停在北京迴龍觀東邊霍營小區附近的路上。我從車上下來,遙望西方天空。那年金星合月。明亮的金星,在明月斜下方。朗月疏星。我久久凝視。柳志梅在我身邊一直無言。過了很久,高熱高壓下幾乎熔化變形的心再次堅韌,我對柳志梅說,“我們回去吧。” 神韻藝術團到來的那天清晨,漫天彩霞。清澈的曙光讓城市的空氣、高樓以及路上行人都變得似乎透明。神韻結束的晚上,走出劇院,天上明月格外大、格外亮,但旁邊不見了那顆明亮的星。 淑萍你在哪兒?真希望你和我們一起看神韻演出。你知道嗎,虎虎已經被多所美國名校錄取了。 金鼓玉鞍腰下劍,黃沙百戰破樓蘭。 淑萍,你神明在天,注目地上的我們。我們一定努力,一定慰英靈於天上,昭正義於人間。

奴隸制全球化

中共挺全球化,是把中國人當成豬仔,原地賣到全世界;把美麗山河,變成有毒的垃圾場。西方精英不管本國民眾死活,用中共治下奴隸的生活方式,侵蝕本國民眾的生活方式。雙方狼狽為奸。 川普團隊中的成員,多強硬反中共。除了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Navarro,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Matt Pottinger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人。他們想讓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象人一樣活著,而不是為了眼前一點利益泡在他人的痛苦和血水中自我陶醉,最終也成為一無所有的奴隸。

母親節雜憶

我有兩個姐姐,大姐比我大十二歲,二姐比我大六歲。其實我有過一個哥哥,但是在他兩三歲的時候,因爲醫療事故去世了。我父母還想要個兒子,於是有了我二姐。此後爸爸不想再要小孩了,但是媽媽一定要一個兒子,於是我來到這裏。那時媽媽四十歲,爸爸四十五歲。 我一歲就認字了。現在我還記得小時候拿着小本新華字典,覺得非常沉重的感覺。大本的《新華詞典》我拿不動。三歲的時候我已經認識幾千字了。記憶中,我沒有從早慧得到多少好處。人民大學幼兒園的老師,很多不識字。她們看到一個三歲的孩子識字,心裏產生的更多是仇恨。在她們眼裏,我是人民大學教師的孩子,因此是“吃巧克力長大的”,而她們的孩子,則是“喝棒子麵粥長大的”。 實際上我家因爲有三個孩子,經濟不寬裕,牛奶只訂了一瓶給我喝,另外一種讓我印象很深的飲料,是米飯快熟時,把米飯上面很濃的那層米湯撇出來,加一點糖給我喝。我站在媽媽身邊,仰面看着媽媽,鍋裏熱氣繚繞,媽媽專注地用勺撇出米湯,這一切讓我覺得心裏非常安全。很多年後我想起來,明白那米湯只給我一人喝。媽媽對我偏心。 在幼兒園,我經常被處罰、罰站。我雖然小,但知道老師一點也不喜歡我。小朋友們在玩的時候,我被拽出去罰站,原因可能是因爲隨便說話或者動作了。我站在那裏看着其他小朋友玩,看着他們手裏拿着玩具,在地上推着玩具跑,內心的孤單恐懼還有想玩玩具的極其強烈的渴望,簡直能把我摧毀。我站在那裏,眼裏好象有眼淚,但很快也乾了。我用袖子一次次抹去流出來的鼻涕,塗滿鼻涕的袖口粗糙乾硬,象銼刀一樣劃痛我的鼻子,嘴脣。我目不轉睛地盯着地上被別的孩子推得到處跑的玩具。有時他們身體擋住了玩具,我就伸着脖子看。 爸爸媽媽都上班,因此我很小就被送到幼兒園。因爲在幼兒園裏我最小,因此我總是被小朋友欺負。在人民大學幼兒園作爲遊戲場的天台上,小朋友經常把我圍成一圈,輪流踢我作爲遊戲。我跑到老師身邊,緊緊抓住老師的褲子希望得到保護。老師用力搡我,“你怎麼不和大家一起玩?這孩子真討厭!”我一隻手緊攥住老師的褲子,一隻手從兜裏掏出沾滿乾硬鼻涕、緊緊團成一團的手絹,銼刀一樣擦掉流出來的鼻涕,看着不遠處的一群小朋友嬉笑地看着我、嘲弄我。 多年後,媽媽多次告訴我,聽說這件事讓她流淚。回想起來,我讓媽媽流淚的次數太多了。幼兒園老師不喜歡我,我覺得一定是我不對,我盡力想讓她們高興。在理髮的時候,她們把我的頭髮剃成一條一條的,叫來幾個老師指着我的頭說象西瓜,老師們笑得都很開心。我也很開心。因爲我終於有機會讓老師開心,而不是訓斥我了。我從高椅子上扭着身子滑下去,興奮得到處跑,指給其他孩子看我被剃成一條一條的頭,笑着告訴他們,“西瓜”——幼兒園教室裏一片笑聲。回家後我告訴媽媽此事,媽媽什麼話都沒有說。 在剪指甲的時候,老師拿着我的手,每個指甲只剪兩下,左邊斜着剪一下,右邊斜着剪一下。每個指甲上面都有個尖。媽媽總要給我修剪一下。我總是爭辯:“媽媽你別剪,老師每次都這麼剪。”——我覺得老師剪的,是最標準的。 我從小就沒能給媽媽爭氣。而媽媽是個非常好強的人。 媽媽出身河南南陽大地主家庭,外祖父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我見過他一張照片,非常英俊,是一種泰然自若的英俊。後來他死在共產黨青海的監獄裏。外祖母姓白,媽媽六歲時,外祖母去世了。媽媽被後媽欺負,外祖父、外祖母最後不管媽媽了,她自己找到解放軍,參軍去了總後勤部。 媽媽極其好強,因爲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她希望我爭氣,但是我一直沒能給她“爭氣”——也就是說,得到周圍人的接納和讚許。多年來媽媽爲我操碎了心。我從小到大,她經常說的幾句話,“超超你什麼時候開竅啊”、“超超還小,等長大開了竅就好了”——我也不知道開什麼竅。我十一二歲時覺得自己挺大了。自己還想,我怎麼還沒開竅啊,到底開什麼竅啊。到了我二十出頭的時候,媽媽還在這麼說。 我六歲上學,人民大學附屬小學。那時是一九七八年。第一課我記得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偉大領袖華主席帶領我們前進。”——華主席就是華國鋒。第二課是一首詩,內容是“你辦事,我放心”,這據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臨死前給偉大領袖華主席的一張紙條。有了這張紙條,偉大領袖華主席就可以帶領我們前進了。 課堂上最重要的兩條要求:一是“背手坐直”,一是“不許說話”。整整六年小學我竟然沒有做到這兩條。老師都不喜歡我。一年級新來的短髮齊耳楊老師,她挨個考我們背課文。前面幾個小朋友都順利的背了出來,我開始着急了,因爲我無法顯示出自己的能幹了。如何才能不同凡響呢?我要背的熟練、再熟練。輪到我時,我飛快的把課文背了下來。速度之快,讓我內心充滿驕傲。楊老師勃然大怒——她認爲我在同學面前扮小丑搗亂。 放學後,我作爲背誦最快的和沒能背誦出來的一起留堂不許回家。那些沒背出來的,是能力問題,被訓斥幾句後放回家。而我當衆搗亂,是品德問題,非常嚴重。楊老師循循善誘地啓發我,爲什麼會搗亂呢?爲什麼在別的老師那裏不搗亂,在新來的楊老師那裏搗亂呢?學校有紀律,是爲了孩子們好啊,你這樣搗亂,影響大家怎麼辦? 我實在不好意思開口告訴楊老師,因爲楊老師剛來,我希望她注意我,喜歡我。我又不想承認自己搗亂。天漸漸黑了,楊老師在若無其事的判作業,我在一邊罰站。我心裏想家、害怕,終於承認,我是因爲楊老師剛來,想看看她厲害不厲害。楊老師眼睛閃閃發光,微笑地看着我,認可了我的自白。我被放回家了。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說謊。心裏象空了一塊似的,空蕩蕩的不知何處放置自己的心。 由於我的頑劣、不遵守紀律,多年來媽媽一次次被老師找去訓,沒有學習問題,主要是品德問題。我的品德存在嚴重問題。記憶中我十歲後,也就是四年級以後,人民大學附屬小學的老師,屢興大案,停課調查,班裏誰說老師壞話,男生女生是否傳紙條,是否有人散佈下課應該多玩一會的言論等等。一人桌上擺一張紙,互相揭發,背靠背揭發,自己說出自己的惡行,可以得到從輕處理。這是人民大學附屬小學老師保證長久教育秩序的手段。 五年級的時候,班上一位小女孩喜歡上另外一位男孩,給他傳了張紙條,被人告發。他們兩個找我來討主意。我告訴他們,無論老師許諾你們什麼,“說出來就會從輕處理”等等,一句話也別信,否認到底。一定不要承認。我平靜、堅決的叛逆建議,讓他們一時不知如何接受。他們站在我面前,目光緊張、焦灼。我內心微笑着。初夏,嫩黃的絲瓜花在陽光下輕輕顫動,綠葉和枝蔓舒展在陽光下。 此前,媽媽又被老師找去。這次,媽媽和老師在辦公室裡吵起來。班幹部回到班裡,用奇異的眼光看著我。他們竊竊私語,我聽了個大概,就是媽媽說“虞超不是那樣的”。我心裡又感動又難過。因為此前從來沒人這麼說。媽媽也沒這麼說。但是後來老師對我更不好了。一堂堂課把我拎出去罰站。 老師再興大案,挨個調查,逼我承認我從來沒有幹過的事。給我時間,讓我交代——這是典型的政策攻心——那時我只有十一歲。媽媽問我:你幹沒幹?我說,沒幹。媽媽說,那你就別承認。 但是我還是扛不住承認了。我放學不敢回家,一直在外面逛到晚上快六點,不得已回家了。家裡已經快吃完飯了。我不敢看媽媽,做出找地方放書包的樣子。媽媽第一句就問,你承認了嗎?我低聲說,我承認了。 一個大耳光就把我扇得向後靠在牆上。媽媽左右開弓打我耳光,滿臉是淚,邊打邊哭:不是你幹的,你為什麼承認?!我被扇得背靠著牆,雙眼止不住流淚,我的眼和心都在哭。我內心對自己說,我永遠不會讓媽媽這麼委屈了,虞超以後一定要扛住啊! 我微笑着把目光從嫩黃的絲瓜花上收回,鼓勵地看着眼前的男孩女孩,我再次告訴他們:“什麼都別承認。”——幾天後,他們承認了,而且爲了求得寬大處理,說出了我教他們什麼都別承認的事。我是真正的幕後黑手、害群之馬。 我的品德有問題,學習成績也不好。後來我進了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專門給差生、人大子弟準備的“子弟班”,也就是放牛班。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差生,統計分數時屬於“人大附中二部”。在高三第一個學期的期中考試,我的成績在全校向前跳了二百二十多名,從此沒有出班上前十名。我們班第一名,是北京市模擬考試第一名;我們班第二名,是北京市模擬考試第六名。我上了清華大學,媽媽覺得終於揚眉吐氣了。我只覺得空虛。非常空虛。

對香港獨立的思考

——(2014年今日一個帖子及跟貼的彙編) 中共建政六十五年,對人性的陰暗、自私瞭如指掌。 在北京的看守所中,只能住十五人的監舍,總是被塞入四十多人。目的就是讓他們爲爭取睡覺空間,如廁空間互相打鬥,從早焦慮到晚。這是中共統治的常用策略。 “大中華”、“本土”,在其中的人自己看來,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從中共角度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已經成爲奴隸的,一種是即將成爲奴隸的。 一個羣體如果不想做奴隸,只爲奶粉、尿片、地鐵座位發聲,是遠遠不夠的。認爲自己沒有隨地便溺,就能在邪惡政權的侵蝕下,爲自己和子孫帶來光明的未來,結局不卜可知。 在中共眼裏,港人和大陸人的矛盾,與看守所監舍中,東北人和連雲港人打羣架沒有區別。儘管東北人和連雲港人互相認爲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羣體。 香港目前的危局,不是“本土”、“大中華”的矛盾,看守所裏東北人和連雲港人大打出手,不能說是“連雲港意識”和“大東北主義”的衝突,而傷害香港遠甚於陸客的政客、對林慧思老師明槍暗箭折磨絞殺的神棍/媒體,都是香港本地人、本地媒體(首先發難的就是蘋果媒體);甚至不是“民主”和“極權”的矛盾,塔利班政權都沒有活摘人體器官全球販賣、製作塑化屍體全球展覽、向地下千米灌注工業毒水。我所看到的,是人類與惡魔政權之間的決死交鋒。 香港已危如砧上塊肉,釜底游魚,還把目光放在地域之爭,派別之爭上,是自誤之道。不想當奴隸,就不要象奴隸那樣思考、行事。 香港獨立,離不開文明世界的支持。現在港人的訴求聲浪,更多是在奶粉、尿片、陸客隨地排泄等等問題上。文明國家很難對這種訴求表達看法。很難想象英國外交大臣或美國國務卿會為港人要求大陸人少買奶粉,不要隨地大小便而發聲。 我聽說,西方文明有三個來源:希臘的哲學,羅馬的公正,基督教的仁慈。如果在人類文明遭到根本挑戰的時候,不願爲根本價值挺身而出,不惜身命地爲自己,爲子孫開創未來,港人希望享受西方文明成果的願望會落空。 港人爲之驕傲的,昔日的法治、文明,建立於公義和慈悲的基石之上。港人如果不爲公義、基本人權發聲,是沒有未來的。 有人說迴歸英國,我不知道英國想要什麼,那些東西港人能否提供。面對一羣只願享受文明成果,但不願爲保衛文明付出的人,如果我是英國人,我不會願意接受他們。 從2014年美國人權報告有關香港的內容可以看出:林慧思老師旺角正義發聲,關乎信仰自由;香港媒體自我設限,關乎言論自由。這是港人應當爲之發聲且能打痛共匪的地方。 想抗爭,對手爲什麼會買你的賬?因爲你能打痛他。想歸附,別人爲什麼會接納?因爲你能提供對方需要的。 香港面臨的危險,不是大陸人來了,遍地糞便;而是共產黨來了,普通民衆會被活摘器官。如果港人對街上的大便痛心疾首,而對活摘器官的罪惡漠然以應,認爲此事發生在深圳河以北,那麼,未來同樣的事情就會發生在香港。 只關注本土,令我想起了在二戰初期,美國的“孤立政策”。美國與納粹隔着一座大洋,有豐富的資源、強大的工業和國防。現在香港和共產納粹隔着什麼?自己有什麼?港人沒有“只關注本土”的資本。 作爲法輪功學員,我看到港人能做的,是公開支持法輪功信仰自由,表達自由,追查活摘器官罪犯,杯葛有組織暴民青關會。有香港朋友告訴我自己反共,但是不支持法輪功——不支持法輪功教義,我理解;不支持法輪功信仰自由、表達自由、反抗中共,我只能認爲他並不像自稱的那樣反共——這也是一種選擇,但是,自己是否做好子子孫孫當奴隸的準備了?值得問問自己。 每個人都可以為反共做些什麼。法輪功羣體站在抗共第一線已經十五年了,他們都是普通民衆。如果實在不知道怎樣做,就到法輪功與青關會對峙的地點,將雙臂抱成環形,手心對向眉毛,站五分鐘即可。無需技術,無需體力。 法輪功一詞在不同語境下有不同含義。有時指法輪功教義,有時指法輪功成員,有時指法輪功抗暴的行爲。我在上面文字中,使用是第三種意思。

懷念同修柳志梅

得知柳志梅慘死的消息,我非常難過。 柳志梅是清華大學化工系的學生,一九九七年以山東省第一名成績保送清華大學,從萊陽來到北京。我和她在清華煉功點上認識。 柳志梅因為修煉法輪功被清華休學之後,在家鄉受到父兄的打罵。為了躲避攔截、追捕,她徒步走了很久,跨過黃河,回到清華。那時她僅僅21歲。 她沒有經濟來源,沒有住處,前途不知在哪裡。那時我也因中共迫害失去了原來的工作,有家難回。幸好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工資比以前更高。我為她提供了食宿。我住北邊小屋,讓她住朝南的大屋。我睡硬床,她睡软床。柳志梅睡慣了硬床,開始幾天,她說席夢思床墊太軟,睡著不舒服。我說,慢慢就習慣了,軟床睡著舒服。那時冬天已經開始了,我租的房子是自帶暖氣的,看著壁掛式鍋爐燒的呼呼響,窗外的煙囪噗噗噴白汽,屋裡漸漸暖和起來,我也安慰、放心了,這個冬天有地方過冬了。我開車帶她一起出去辦事,到了中午,我們都餓了。我在海澱區北窪路找了一個餐館,點了烤鴨請她吃。她認認真真吃完了烤鴨,喝了鴨架熬的湯,對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吃烤鴨。”我心裡挺高興,也有點難過,就說:“以後有機會我再請你吃烤鴨。”她也沒坐過轎車。我開著車子,和她一起出去辦事,因此她也坐過小轎車了。為了讓她有一技之長,我拿出三千多元錢幫她去駕駛學校學習駕駛。她對我說:“我的小名叫淑萍,家裡人叫我淑萍,你就叫我淑萍吧。”從此我就叫她淑萍。我太粗枝大葉了,過了許多年,在監獄裡的時候,我想起這一幕,才恍然明白她當時拿我當家人了。此前我只是把這個名字當作一個隱藏真實身份的化名。我自己起了許多化名,她讓我叫她什麼,我根本沒在意。 我們在一起做大法工作,我買了日本的自動印刷機開始印刷傳單。我負責找下游渠道,柳志梅白天黑夜的印刷。到我們後來轉手這台印刷機,柳志梅一共印了七十多萬份雙面傳單。當時大家對如何做大法工作思考並不清晰。柳志梅一直覺得自己沒有去上訪、沒有去天安門是個遺憾,覺得在這個地下印刷點,不算真正參與正法。我一再勸她,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和別人學。當時我的思路也不清晰,擔心自己勸多了,耽誤了她修煉。一次她一定要出去上訪,我不得已放她走了,心裡非常擔心。幾天中她沒有消息,一天,我下班回來,天已經快黑了。我上樓的時候看到樓梯上坐了一個人,頭垂在手臂上休息,我嚇了一跳,再一看原來是柳志梅。我非常高興,緊緊地握著她的手,半天沒松開,一句話都沒說。實際上當時我想掉眼淚。她高高興興地告訴我,自己為法輪功上訪了,和大家一起被用車拉到離北京很遠的地方,被趕下車,她是徒步走回來的。在我們共同流離失所的過程中,她還有好幾次要出去做她想做的證實法的事。一次,她拎著桶要出去刷大法標語。我伸開雙臂擋住門,硬是攔下了她。 十五年前我是個粗率的人,不體諒人,也不會照顧人。我當時天天在外面跑,在公司一個人干三個人的活掙錢,剩下時間沒白沒黑地為了揭破中共對法輪功的謊言而工作。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洗衣機。我讓她給我做飯、洗冬天的外套。她做了一段時間飯,但是拒絕給我洗衣服。那時的北京沒有戶外的自助洗衣房,送到洗染店又太貴,我舍不得。沒辦法,我只好跑去求人洗衣服。後來我才知道,她不會洗冬天那種大的厚衣服,她只是一個從小苦讀以改變命運的女孩,照顧自己都有困難。 現在回想起來,我比她大七歲,沒能像大哥一樣照顧她。我比她早得法,沒能在法上清晰談出自己對助師正法的理悟,幫助她理性的對待大法工作。她先於我被抓。我於一年多以後被抓。此前聽說,警察押著她到我們曾經的印刷點指認地點。她穿著拖鞋被從車上押下來,到了我們的印刷點門口,警察指問是否是這裡,她只是搖頭。 十年後我出獄了。了解到柳志梅被酷刑折磨(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刑訊中,她的多個指甲脫落)、性侵犯、輪姦、被迫墮胎,已經精神失常。我內心如同刀扎。出國後,我想快些站住腳,有能力的時候,接柳志梅出國。在國外,我也遇到了自己的艱難。剛剛找到一份工作,兩周後,得知柳志梅慘死的消息。我的內心如同刀扎。我想幫忙,但沒能力伸出手,這是我內心的深痛。 柳志梅在我心裡,永遠是那個淳樸、純潔,心地善良的女孩。我永遠不會忘記她。

信息安全之我見

此文談一些基本常識,分成原理和實現兩部分談。具體工具在另外一文中談。 ※原理(Principle) 考慮信息安全有幾個關鍵點: 一個關鍵點,是定義你的傷害者。傷害者的概念就是,你的信息被他/她知道後,會給你造成傷害的人。傷害者不僅僅是國保警察、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潛在的傷害者還包括你的同修、父母、兄弟、子女。在極權統治下,你的同修和親人都會在恐懼或其他原因下說出你的信息。從我自身的經歷看,從明慧網文章看,同修所受到的傷害,很多來自身邊的同修。 從兩方面定義傷害者:意願和能力。有能力沒有意願是潛在傷害者,有意願沒能力是沒得手的傷害者。意願容易被改變,因此要保證你和傷害者之間能力上的差距。 假如你的傷害者是7個月大的嬰兒,你只需把U盤放到冰箱頂上,就能保證安全;如果你的傷害者是小學生,你只需用壓縮文件加上密碼就能保證安全。如果你的傷害者是一個史上最邪惡政權,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體,掌控整個國家機器,有著政治資源,軍事資源,智力資源,媒體資源,那麽你最好使用你能找到的最先進的工具保護你的信息安全,無論你是否在大陸。即便不在大陸,你處理信息的方式,也會給你身邊的人帶來風險,給你正在做的事帶來阻礙。信息安全涉及思路和工具。前者最爲重要。你與你身邊的人必須共同理解信息安全的常識,否則傷害你的人就在你身邊,而你也會傷害其他人。 另一個關鍵點是:不存在絕對的信息安全。因此,權衡成本與收益就成爲關鍵。研究對象如果是自己,比較同一件事帶來的收益和成本。研究對象如果是自己和傷害者,比較雙方的成本。不存在比較雙方的收益的情況,因爲戰爭是一個互相摧毀的遊戲。 成本可以用兩種參數來衡量,一是時間,二是金錢。在很多場景中,這兩方面實際上是一回事。比如,以非對稱公鑰體制加密,你的傷害者使用100萬次/秒計算能力的計算機解密,需要100億年以上。傷害者有那個意願,沒有那個壽命。用量子計算機,同樣強度加密的信息,將在44分鐘內被解密。問題在于,傷害者有幾台量子計算機?一台量子計算機的價格和一台100萬次/秒計算能力的計算機價格是懸殊的。這就是爲什麽成本用時間衡量,與用金錢衡量,實質是一樣的。 什麽是收益?比如,你的胫骨被警察用角鐵反複猛擊幾百次之後,露出白色骨茬,你說出一些事情,得到大約30分鐘的喘息,其間複習一下准備好的應對版本,這30分鐘是你的收益。在有收益的情況下泄漏信息,是可以接受的;你什麽都得不到,無端地泄漏你的信息,這是不可接受的。這等于自己無端用角鐵猛擊自己的胫骨數百次直到露出骨茬;更糟的是,你可能猛擊的是你同修的胫骨。 你要做的是,你的保密措施給你帶來的成本,要遠遠小于傷害者窺探你的秘密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並且盡可能提高對方的成本。方法是,1. 只要不能給你帶來好處的信息泄露,都要避免,加密你所有的信息;2. 幫助和你共享信息的人這樣做。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和不同的圈子分享不同的信息。行話叫“劃分密級”。有的話你只在這個圈子裏說,有的話你只在那個圈子裏說,這種事自從人類出現以來就存在,你一定有這種需求。 實現這種需求,在信息安全領域裏,被抽象爲“劃分密級”。所有你公開的信息,一定是在你的控制下打算分享出去的信息,不能是無奈中不得不讓傷害者或潛在傷害者知道的信息。此處我再重複一遍,潛在傷害者包括你的父母兄弟妻兒和同修。而且你分享的信息,要麽能起到感召他人,瓦解傷害者的作用,要麽起到給你帶來一定好處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非利不動”。 當一個人沒有基本常識,無奈地面對傷害者的窺測時,常見的自我安慰是:“我沒什麽要保密的。”當一個人擁有巨大權力和傷害能力的時候,他可能想:我把所有信息都標爲絕密,誰泄密就將其誅滅九族。 這兩種態度都是不了解基本常識。無論看上去是強者還是弱者,如果不能准確清晰描述現實→基于准確清晰的現實抽象思考→以思考結果指導自己的行爲,隨時會面臨傷害,因爲你的對手在不錯眼珠地觀察你,等待你錯誤行事。越是優秀有才幹的同修,越是對手集中力量攻擊的目標。你認爲自己的優秀是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的,你的對手會攻擊你的弱點。因此孫子兵法有云:“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勿恃敵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弱者說“我沒什麽要保密的”,很多國外同修也這樣說。我的回答是:“你去工作時,參加宴會時,和出席孩子學校活動時,穿衣服嗎?”如果穿,那麽你就有要保密的。你說,但是我在手機裏談的內容,在電子郵件裏談的內容,並不是讓自己裸體的內容啊。 我要告訴你的是,在監控下,你會比裸體還裸體。怎麽可能呢?如果你裸體,站到鏡子前面,你能看到自己裸體。然而你在被長期監控下,你的基本行爲方式被分析,你的基本情感反應被建立模型,你都沒有意識到下一步自己要做什麽,你的傷害者已經擬出你可能的反應並作出預案了。對方看到你看不到的你自己,你比裸體還裸體。你在手機裏說的某一句話拿出來,沒有什麽意義,但是放在整個故事的拼圖裏,卻可能是決定性的信息。你放棄對信息的控制,你就會爲人所制。 孫子兵法有云:“致人而不致于人”,“動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我們能做到這一點,爲何不做呢?隱私權是基本人權,被剝奪這種權利,就是向奴隸的處境又走近了一步,何況是主動放棄呢? 強者說,我把所有信息標爲絕密,誰泄密就誅滅九族。聽上去有效,其實無效。紅衛兵小報和政治局會議紀要都被標爲絕密,政治局會議紀要就會出現在紅衛兵小報出現的場合。因爲定一份信息的密級,不是張嘴說出來的,而是要有人力、資金、技術、場地保證的。說到底還是個成本問題。將所有信息標爲絕密,你的成本無法負擔。執行保密任務者盡其所能無法完成的時候,泄密就會發生。以族滅爲懲罰,下面人就開始欺騙你,因爲當欺騙敗露時,無非還是族滅。 因此,劃分密級是必須做的,而且是所有人在人生中都做過的事。在頭腦裏要反複將自己做的事梳理,一件事牽涉到哪些人,在這些人各自扮演何種角色,這種角色需要知道哪些信息。不同的事情之間有哪些依賴關系,有哪些信息交叉,可能的泄漏在哪裏,如果泄漏,可能的成本是什麽,如何補救。等等等等。 共黨在2000年前,由于其過分迷信暴力和反智,亂定密級,大量所謂的絕密文件其實不需要定成絕密,由此導致真正的絕密文件泄密。2000年以後,共黨開始引入先進的理念,中共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簡稱中央保密辦)和國家保密局(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將劃分密級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並全面培訓其幹部保密常識。 綜上所述,保證信息安全的關鍵,在于清晰認知現實,根據符合現實的認知,做出恰當的處置。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都會在某個時間,某件事上被擊敗。在戰爭中,快的打慢的,明白的打糊塗的,古今中外皆然。因此別糊塗。自己的對手犯過的錯誤不要再犯,比如反智;自己的對手已經知道的常識要趕快知道,否則你和你的家人、同修就危險了。 ※實現(Implementation) 香港,7:00pm。你還沒有用晚餐。一天的勞累之後,夜幕初降,你舒展疲憊的身體,收拾皮包、計算機准備回家。突然一個電話打到手機上:一筆重要款子需要你立刻趕到澳洲,在那裏,你要使用電子支付手段,將一筆足以引起銀行監管當局注意的款子轉移到指定的美國賬戶。本來你已經交代自己的同修,自己的手機並不安全,但是此事如此緊急,你的同修急不擇言,已經在不安全信道上泄露了一些關鍵信息,比如你應當何時到達何地,令你的對手有可能從容在澳洲部署對你的監控。盡管你懊惱于同修的慌亂,但是信息已經泄露,下面的遊戲只有你一個人玩了。 如何在自己突然處于陌生環境下,自己可能被跟蹤監視、網絡連接/手機通話/面談可能被竊聽的情況下,盡可能安全地交換、傳遞信息,向上彙報情況並指揮下屬?如何在對手的人已經滲透到身邊的時候,不讓對手知道自己的真實信息,並分享給他錯誤的信息(比如讓對方認爲自己還被蒙在鼓裏)?如何在不得不使用某些不安全工具的時候,將風險限制在可控的範圍內,既獲得該工具帶來的方便,又限制該工具引入的風險?如何在自己的隨身電腦已經被滲透、植入有害程序的情況下,在30分鐘之內恢複到可用的狀態等等,是我們的同修要面對的問題。 方法是用合適的平台承載合適的信息。核心在管理風險。注意我說的不是“規避”風險,而是“管理”風險。因爲風險無可回避。 面臨信息泄露時,所有人集體更換手機號不是好的辦法。原因在于,這樣做的目的,是仍然要使用手機及移動通訊網絡承載關鍵信息,而未經妥善配置的民用移動平台不應當承載關鍵的信息。應當更換的不是手機號,而是1.我們對于信息安全的基本認識;2.在未經妥善配置民用移動平台上傳遞信息的行爲方式。你很難想象美軍使用民用平台傳遞指揮信息。而現在我們和共黨衝突的深度和廣度都要超過美軍和共軍衝突的深度和廣度。我們就更不能使用未經妥善配置的民用平台傳遞信息。 我們現在能夠拿到手裏就用的,只有民用信息平台,比如,民用計算機、民用通信網絡。我們要做的,就是使用工具在民用平台上搭建高強度保密的信息平台,其強度接近或達到軍用平台。 我們談兩個部位的安全。一個是信息在傳輸中的安全,一個是本地設備的安全。傳輸安全,通過加密技術保證。這兩個部位的安全,都靠大幅度提升我與對方之間的成本差距來實現。傳輸安全的成本差距上文已經說過。我們幾秒鐘加密的信息,對方在使用100萬次/秒計算能力情形下需要144億年解密。 本地設備的安全,通過快速恢複技術保證。殺毒軟件、防火牆的能力有限,充其量能報告些異常。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的同修無法分辨殺毒軟件、防火牆所報告的異常是怎麽回事,更不要說許多時候,這些安全套件無法報告和感知異常。本地設備的安全攻防差距是:在計算機沒有任何安全保護上網的情形下被侵入,在2006年時,平均時間是25分鐘。企業計算機在有安全措施保護的情形下,侵入後被發現的平均時間,2013年的數據,是416天。 PC相對于生産環境的計算機的優勢在于,你可以隨時重裝系統。在一個證券交易系統,或是鋼鐵廠,或是石油鑽探井台,幾十秒的停機將造成數千萬美元或更多的損失。在你有全套殺毒、防火牆套件的情況下,對方攻擊你的時間可能是20小時,但是你恢複系統的時間windows 7只需要不到30分鐘,XP系統只需要不到10分鐘。你隔一段時間,比如2周,不用等待有任何異常出現,就可以重裝系統,將可能的侵入掃清。我們的成本要遠低于對方進攻的成本。我們要做的,就是找到快速恢複系統的辦法。這就是Ghost+正確備份的遷移文檔。Ghost將整個分區做成一個image,實現未來的快速恢複。從你制作image到需要恢複的時候,你的即時通訊聯系人有變化,你的郵箱賬戶有變化,你使用的加密鑰匙有變化。這些體現在一個特定文件夾中。所以平常要經常備份那個文件夾。Ghost備份的是存量,遷移備份的是變量。Ghost好比是資産-負債表,遷移備份好比是現金流量表。詳細方法此處不贅述。 如何使用來自不可靠來源的文件、應用程序?在虛擬機中使用。虛擬出另外一個計算機/手機。虛擬出計算機的工具有VMWare和VirtualBOX,虛擬出安卓手機的工具有BlueStacks。以上是Windows平台。蘋果OS X上的虛擬機是Parallel Desktop。把不可靠來源的文件、程序放在裏面打開。iphone也有虛擬機,但是我沒有用過。手機虛擬機的作用,是安裝類似微信這樣的社交軟件,維護國內朋友圈子通信。詳細方法此處不贅述。 傳輸安全通過加密保證。本地設備安全通過Ghost+遷移備份以及虛擬機保證。這幾類工具是必備的。 ※總結 孫子兵法有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我們的同修身處的場景是,一個人獨力經營一場反抗暴政的戰爭,對手是史無前例的邪惡政權,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體,擁有政治、經濟、軍事、媒體、金融等資源。但仍不是不可擊敗的。在很多場景中,你獨自面對種種未知和風險,以強有力手段對風險實施管控是必要的。一個人所處的世界,和他觀察、描述這個世界的方式直接相關。因此在戰爭中,思路比工具重要。

口占一首

天欲曉,晨星爛,長夜漫漫有時旦;星光晨曦染征衣,一笑神馳邈雲漢。 ——寫於2013年陰曆新年前後。 兩個半月之後,來到美國。此刻還沒有去美國的任何消息與跡象。 不久之後,袁峰致信褚彤,建議她參加美國紐約法會。我即刻準備六份文件,包括工作證明、完稅證明等,申請美國簽證。此前我已補辦護照,為虎虎申請護照。我不知未來的路是什麽。只是感覺人生的路,峰迴路轉,有如春水之決冰堤,沛然前行。 臨出國前,我努力找兩個人,一是現在加州的 Sherry Liu ,一是王為宇蕭晴夫婦。Sherry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施以援手;王為宇夫婦是我最後共患難的人。 此地一為別,孤篷萬里征。不知何日再見。各種渠道無法找到Sherry,王為宇那邊由於謹慎,沒有給我任何回复。帶著遺憾,我只能在人生的路上前行。 2013年5月13日,我全家來到美國。隨後的紐約大遊行中,在十字路口,Sherry從人流中走出來,和褚彤打招呼。我看著Sherry,渾如夢中。自從2001年8月10日我闖出警察圍捕的那個深夜後,我們12年沒見了。 2013年7月,我從清華同學處得知,王為宇蕭晴已經來到美國。我心中如潤清泉,如飲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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