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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4/9588.html 這是我第一次安排。我設計了路綫，召集了夥伴。第四段中未露面的“談話者”是我。“年輕的女士，身穿莊重的黑色服裝，佩戴一條珍珠項鏈”的，是我的姐姐。曾經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講師，後來被判刑三年半。 此次採訪之前我的太太褚彤已經因爲在天安門城樓上展開法輪大法橫幅被判刑。那天正是江澤民在法國對《費加羅報》記者指稱法輪大法就是邪教的一天。在《人民日報》尚未來得及污衊的時候，褚彤等17人在天安門城樓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此次採訪在2000年。The Telegraph要求Isabel寫出證明法輪功有組織的報道，Isabel不願意預設立場地報道。因此報道被The Telegraph壓了將近一年。

到2002年8月的時候，清華大法弟子幾乎全部被抓，投入監獄、勞教所。我的同年級同學，計算機系90級學生袁江被打死在蘭州。我所知道在外面繼續積極活動的，只有兩對夫婦，四個人——我、褚彤；王為宇、蕭晴。不久前許志廣被抓。8月12日王為宇被抓。8月13日我與褚彤被抓。 2002年9月12日（或13日），被抓後整整一個月，上午10人左右進入關押我的房間，開始毆打我。其目的在於羞辱和心理摧毀。不像電影裡所描述的，要你說出甚麼——甚麼要求都不提，一味毆打。他們期望，我會被摧毀，恨自己沒有更多的東西告訴他們。他們錯誤估計了人與事。 對方用力猛抽我的臉。我直視其雙眼，笑著問： 「你叫甚麼名字？」 「告訴我你的名字。」 「你敢打，但不敢告訴我你的名字？呵呵。」 「你爸爸媽媽知道你做這種事情掙錢嗎？」 「你交女朋友了嗎？你女友知道你做這種事嗎？」 「你怕她們知道嗎？」 「你叫甚麼名字？」 無人敢於回答。 單獨監禁我11個多月。其間，無人敢於回答我的問題——「你叫甚麼名字？」 他們將我仰面「大」字形平銬在床上，雙腳踝各用一根繩子分開綁在床上。朝我臉上啐唾沫，並辱罵我。他們在紙條上寫上羞辱的話，用唾沫啐了，貼在我臉上、胸前、手臂上、腿上。我笑著說：「別光用唾沫，用圖釘往裡按——不就更是文化大革命了嗎？你叫甚麼名字？」 他們毆打我時，我雙目直視毆打者的雙眼。他們開始用手指猛戳我的雙眼。只要能睜開，我就直視對方——雙眼就此受傷。 他們不知道，1999年我因反抗被抓到海淀看守所以後，在極度擁擠、骯髒的環境中染上疥瘡，渾身從下頦到腳趾，長滿疥瘡，奇癢、流膿，夜裡難以入睡，前後長過四次。每次痊癒後，皮膚上都留下大片黃褐色疤痕，四次之後，疤痕一層蓋一層，現在還能從皮膚上看到印記，早已不復當年的白皙。 全部內衣被奪走，沒有向中共管教交錢的人的內褲被放在一個盆裡洗，給我穿很髒的別人的內褲。身上蓋的被子是無數吸毒者、性亂者蓋過的並有他們的體液和分泌物的被子，氣味難以描述。 我還染上過淋病，（從症狀看來如此），從尿道往外流綠色的膿，在內褲上結成硬痂，小便時疼得我剛一出來就得憋回去，三四次才能排完便，也就得疼三四次。數不清次數的裸體檢查，都是為了羞辱。對方沒有估計到我把命押上，身體也就押上，多少次我泰然脫光衣服，泰然穿上。 想殺人、強姦、酷刑虐待……？你先得踏過我。 在施暴的場景中，真正悲慘的是具體施暴者，其中有的人不敢不動手。有的人打在我身上很輕，但是做出用力打的樣子。我覺得他們很悲慘。就像南京大屠殺中那些被日軍強迫去強姦婦女的男人。無自由，無尊嚴。 真正可惡的是那些策劃者、下令者。 如何懲罰他們呢？也做他們做過的同樣的事——剝光他們家庭中女性成員的衣服，讓男性圍觀；用四支牙刷綁成一束，用力刷他們母親、妻子、女兒、姐妹的陰道？ 不。那是繼承而非懲罰。 應當確立一個觀念，即，人不應當這樣對待人。從內心不變成他們，讓所有人發自內心不再想對他人實施這種惡行。首先要改變自己。於我而言，挑戰並非經歷這一切，而是經歷這一切之後，不變成他們，不讓殘暴在我的內心生長。在艱難的時候，有時我真的像荷馬史詩中的人物那樣對自己說：「我的心啊，為甚麼軟弱，你不是還見過更糟的嗎！」 不，這並不是關鍵的挑戰。因為我還是我。 重大的挑戰來自於讓我變成不是我的那些黑暗面。 在我個人與邪惡中共的戰爭中——我贏了。他們輸了。 而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戰爭，這關乎人類的尊嚴、關乎人類從心底直達蒼穹的對神的嚮往與回歸。 他們注定失敗。我會看到終局。

每年陰曆元旦，都是北方最冷的時候，監獄鍋爐總會因不堪負荷，停止工作幾天。萬家歡聚的時候，我們要把所有棉質衣物蓋在被子上，方能度過一年中最冷的寒夜。為了讓鍋爐正常工作，我們被強迫燒鍋爐。有三部分活，一是從煤堆上把凍成大塊的煤連砸帶鏟，裝車運到鍋爐房，煤車有數百斤，一人推，一人拉都非常費力。二是從鍋爐房往外運爐灰，推到路不平的地方墊路，也是數百斤的車。最後，所有衣物包括棉衣被汗水浸透，在短時間內，赤裸身體把衣物洗淨，因為剛剛幹完重體力活，洗衣服時手臂和腿都在抖。 與此同時，我在讀柏拉圖的《對話集》《理想國》、Schumpeter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十三經注疏》、丹納的《藝術哲學》，關注國際黃金期貨價格，北海布倫特原油，德州輕質原油價格，國內農業收成，房地產走勢，水泥、煤、電、鋼產量。 我們會得到一些麵粉，自己可以包餃子。我不想有節日氣氛，因為這只能提醒我：我的太太也在監獄，孩子將近十年失去父母，老人透支生命撫養我們的孩子。而我不得不包餃子，因為這是一頓飯。透過鐵欄杆向外看，有限的視野中，也是一座一座監舍。只能看到小片的天空，被鐵欄杆劃成碎塊。我不知道何時能長久看到沒有被鐵欄杆劃碎的天空。 自己的痛苦，家人的痛苦，同修的痛苦，信仰被踐踏，這一切沉重壓在心中。窩囊的囚服，禦寒的破帽子，路過大塊玻璃的時候，我不認得映出的形象是自己。我咬緊牙關，告訴自己，只要沒死，就不要失去內心的剛健。不管戲碼如何，演到底。 一次當地五十多年不遇的大雪中，我們被叫出去掃雪，實際意圖是折磨。狂風割面如刀，大雪橫抽如鞭。為了平衡內心，我一邊掃雪，一邊大吼：「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复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風聲混雜了吼聲，沒人能聽清。現在紐約的李海就在我身邊，他是前外交部官員，北大法學碩士。李海看我狂態大發，在風雪中對我微笑。我大笑道：「警察要是知道，非得氣死。」 回到監舍的屋簷下，我們等待歸還掃雪的工具。我內心憤怒在沸騰，夾雜著刺心的難過。極目四望，天地皆白。我努力讓內心與漫天大雪融合在一起，冷卻內心的憤怒。我的清華校友，孟軍看著我說：「你很英俊。」我說：「是嗎。」我第一次知道自己並不難看。那年我三十六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