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神傳文化在古代公共領域的體現是什麼;這些體現,在當下如何實踐?

我回顧了自己的帖子及留言。我的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神傳文化在古代公共領域的體現是什麼;這些體現,在當下如何實踐。 大部分留言是在論述道德比制度重要。我提出的問題沒有暗示,制度比道德重要。我認爲道德比制度重要。正因爲如此,一個制度是否有助於人們向善,才是衡量這個制度好與壞的重要標尺。 從古至今歷朝歷代,將相因君主疑忌而自汙,秦王翦臨出征前要田地、漢蕭何霸佔民產、唐郭子儀背負不孝罪名聽任祖墳被毀,都是此類。法家統治認爲人本性惡(事實判斷),認爲人應該惡(價值判斷)。臣下只有貪婪、恐懼,主上才能控制。賞罰不能左右的人,就要除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大奸臣,秦檜、嚴嵩、魏忠賢、和珅……在其君主活着的時候,都是大忠臣。忠奸的定義,在這樣的制度下,經常是顛倒的。一個大奸臣,因爲其君主,成了大忠臣,這個君主,一定是大混蛋。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如果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出現了兩千年,那麼這個制度,很可能有毛病。 即便只談君主統治,從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我們看到,乾隆的統治和喬治三世的統治也是不一樣的。喬治三世給乾隆的信中,請求乾隆好好對待在華經商的英國民衆;乾隆認爲離開中國去南洋謀生的中國人,是背父背君、棄祖宗廬墓之天朝棄民。 實際發生了什麼,是“實然”,是事實判斷;應該如何做是對的,是“應然”,是價值判斷。事實上發生了,並不一定就是價值上值得讚揚的。因此事實判斷不能代替價值判斷。存在的並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因爲秦始皇、漢武帝、乾隆曾經統治過中國(事實判斷),因此他們就是神安排的,因此他們有助於文明賡續、疆域統一,尤其是有助於維護神傳文化(價值判斷)。這種論證說不通。 有說法認爲民衆道德的淪喪,招來了嚴刑峻法,這與史實不符:商鞅以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道說秦孝公,是秦孝公選擇了以貧民、弱民、辱民爲務的法家統治手段。這不是因爲民衆道德淪喪,而是因爲秦孝公有謀求“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的野心,在其《求賢令》中說得非常清楚。爲了實現野心,他及其後六代直到嬴政,以法家統治塑造了道德淪喪(相對於周代)的民衆。這種法家統治有意塑造的民衆的道德淪喪,一直到乾隆年間,被馬戛爾尼使團看在眼裏。令近代西方人驚訝和憤怒的,就是中國人在韃靼統治下毫無尊嚴。因此秦始皇成爲君主,不能說明當時天下就需要秦始皇嚴刑峻法。更不能說是神安排他使用嚴刑峻法統治,是因爲當時百姓的道德已經淪喪,上天不得不安排秦始皇以這種方式統治。這種說法,是高舉道德大旗的同時,陷入了道德虛無。完全抹煞了是與非,對於錯。說是以神的安排爲觀察歷史的根本基點,卻讓神賜予我們的判斷是非善惡的心靈和眼睛模糊。 對歷史和現實的看法,定義了我們是誰。這些問題如此重要,決定了我們還要在世間自我隔絕多久。就觀察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而言,從初扣國門陛見乾隆的馬戛爾尼使團,到橫行滿蒙華北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關東軍諸將,比大多數中國人看得清楚。其中包括我們。1931年8月坂垣征四郎對關東軍諸將分析,稱中國只是衆多的自治部落加上國家的名稱。9月即發動918事變。此時關東軍在滿洲只有一萬六千人,而東北軍所部四十四萬人且多年經營。此前石原莞爾稱,兩天之內即可拿下奉天,918事變中,只花了12小時。沒有對中國歷史、現實的透徹理解,焉能如此。 我們講真相,我看到的真相之一是,我們作爲一個受極權統治迫害最深的群體,對於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觀點,是乾隆、道光年間士大夫的視角。即便我們沒有因爲使命感而爲衆生走出一條有未來的路;難道殘酷的迫害,也不能讓我們睜眼看到,我們現在所談的聖君、傳統文化,會讓我們在文明世界被隔離得更久嗎?

神傳文化在中國的具體體現是什麼?

我正在讀洛克的《政府論》。洛克出生於1632年(崇禎五年),他於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出版《政府論》。在上篇,他論證了上帝賦予人基本權利;在下篇,他主張政府的根本目的,在於保障被統治者的財產安全以及福利。 我有一問,就教於高明: 神傳文化、神傳價值,在中國的具體體現是什麼?自秦以下,歷朝歷代,政治體制的實踐,背後的idea都是法家,法、術、勢。法以鞭扑黔首,術以潛御群臣,勢以威行法術。魏徵以“載舟覆舟”諫李世民,得民是作為保江山的手段而非目的。其根本目的是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這種統治的合法性是什麼?對打、坐、保一姓之天下的忠與義,價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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