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神傳文化在古代公共領域的體現是什麼；這些體現，在當下如何實踐？

我回顧了自己的帖子及留言。我的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神傳文化在古代公共領域的體現是什麼；這些體現，在當下如何實踐。

大部分留言是在論述道德比制度重要。我提出的問題沒有暗示，制度比道德重要。我認爲道德比制度重要。正因爲如此，一個制度是否有助於人們向善，才是衡量這個制度好與壞的重要標尺。

從古至今歷朝歷代，將相因君主疑忌而自汙，秦王翦臨出征前要田地、漢蕭何霸佔民產、唐郭子儀背負不孝罪名聽任祖墳被毀，都是此類。法家統治認爲人本性惡（事實判斷），認爲人應該惡（價值判斷）。臣下只有貪婪、恐懼，主上才能控制。賞罰不能左右的人，就要除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大奸臣，秦檜、嚴嵩、魏忠賢、和珅……在其君主活着的時候，都是大忠臣。忠奸的定義，在這樣的制度下，經常是顛倒的。一個大奸臣，因爲其君主，成了大忠臣，這個君主，一定是大混蛋。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如果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出現了兩千年，那麼這個制度，很可能有毛病。

即便只談君主統治，從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我們看到，乾隆的統治和喬治三世的統治也是不一樣的。喬治三世給乾隆的信中，請求乾隆好好對待在華經商的英國民衆；乾隆認爲離開中國去南洋謀生的中國人，是背父背君、棄祖宗廬墓之天朝棄民。

實際發生了什麼，是“實然”，是事實判斷；應該如何做是對的，是“應然”，是價值判斷。事實上發生了，並不一定就是價值上值得讚揚的。因此事實判斷不能代替價值判斷。存在的並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因爲秦始皇、漢武帝、乾隆曾經統治過中國（事實判斷），因此他們就是神安排的，因此他們有助於文明賡續、疆域統一，尤其是有助於維護神傳文化（價值判斷）。這種論證說不通。

有說法認爲民衆道德的淪喪，招來了嚴刑峻法，這與史實不符：商鞅以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道說秦孝公，是秦孝公選擇了以貧民、弱民、辱民爲務的法家統治手段。這不是因爲民衆道德淪喪，而是因爲秦孝公有謀求“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的野心，在其《求賢令》中說得非常清楚。爲了實現野心，他及其後六代直到嬴政，以法家統治塑造了道德淪喪（相對於周代）的民衆。這種法家統治有意塑造的民衆的道德淪喪，一直到乾隆年間，被馬戛爾尼使團看在眼裏。令近代西方人驚訝和憤怒的，就是中國人在韃靼統治下毫無尊嚴。因此秦始皇成爲君主，不能說明當時天下就需要秦始皇嚴刑峻法。更不能說是神安排他使用嚴刑峻法統治，是因爲當時百姓的道德已經淪喪，上天不得不安排秦始皇以這種方式統治。這種說法，是高舉道德大旗的同時，陷入了道德虛無。完全抹煞了是與非，對於錯。說是以神的安排爲觀察歷史的根本基點，卻讓神賜予我們的判斷是非善惡的心靈和眼睛模糊。

對歷史和現實的看法，定義了我們是誰。這些問題如此重要，決定了我們還要在世間自我隔絕多久。就觀察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而言，從初扣國門陛見乾隆的馬戛爾尼使團，到橫行滿蒙華北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關東軍諸將，比大多數中國人看得清楚。其中包括我們。1931年8月坂垣征四郎對關東軍諸將分析，稱中國只是衆多的自治部落加上國家的名稱。9月即發動918事變。此時關東軍在滿洲只有一萬六千人，而東北軍所部四十四萬人且多年經營。此前石原莞爾稱，兩天之內即可拿下奉天，918事變中，只花了12小時。沒有對中國歷史、現實的透徹理解，焉能如此。

我們講真相，我看到的真相之一是，我們作爲一個受極權統治迫害最深的群體，對於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觀點，是乾隆、道光年間士大夫的視角。即便我們沒有因爲使命感而爲衆生走出一條有未來的路；難道殘酷的迫害，也不能讓我們睜眼看到，我們現在所談的聖君、傳統文化，會讓我們在文明世界被隔離得更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