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顧了自己的帖子及留言。我的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神傳文化在古代公共領域的體現是什麼;這些體現,在當下如何實踐。
大部分留言是在論述道德比制度重要。我提出的問題沒有暗示,制度比道德重要。我認爲道德比制度重要。正因爲如此,一個制度是否有助於人們向善,才是衡量這個制度好與壞的重要標尺。
從古至今歷朝歷代,將相因君主疑忌而自汙,秦王翦臨出征前要田地、漢蕭何霸佔民產、唐郭子儀背負不孝罪名聽任祖墳被毀,都是此類。法家統治認爲人本性惡(事實判斷),認爲人應該惡(價值判斷)。臣下只有貪婪、恐懼,主上才能控制。賞罰不能左右的人,就要除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大奸臣,秦檜、嚴嵩、魏忠賢、和珅……在其君主活着的時候,都是大忠臣。忠奸的定義,在這樣的制度下,經常是顛倒的。一個大奸臣,因爲其君主,成了大忠臣,這個君主,一定是大混蛋。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如果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出現了兩千年,那麼這個制度,很可能有毛病。
即便只談君主統治,從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我們看到,乾隆的統治和喬治三世的統治也是不一樣的。喬治三世給乾隆的信中,請求乾隆好好對待在華經商的英國民衆;乾隆認爲離開中國去南洋謀生的中國人,是背父背君、棄祖宗廬墓之天朝棄民。
實際發生了什麼,是“實然”,是事實判斷;應該如何做是對的,是“應然”,是價值判斷。事實上發生了,並不一定就是價值上值得讚揚的。因此事實判斷不能代替價值判斷。存在的並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因爲秦始皇、漢武帝、乾隆曾經統治過中國(事實判斷),因此他們就是神安排的,因此他們有助於文明賡續、疆域統一,尤其是有助於維護神傳文化(價值判斷)。這種論證說不通。
有說法認爲民衆道德的淪喪,招來了嚴刑峻法,這與史實不符:商鞅以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道說秦孝公,是秦孝公選擇了以貧民、弱民、辱民爲務的法家統治手段。這不是因爲民衆道德淪喪,而是因爲秦孝公有謀求“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的野心,在其《求賢令》中說得非常清楚。爲了實現野心,他及其後六代直到嬴政,以法家統治塑造了道德淪喪(相對於周代)的民衆。這種法家統治有意塑造的民衆的道德淪喪,一直到乾隆年間,被馬戛爾尼使團看在眼裏。令近代西方人驚訝和憤怒的,就是中國人在韃靼統治下毫無尊嚴。因此秦始皇成爲君主,不能說明當時天下就需要秦始皇嚴刑峻法。更不能說是神安排他使用嚴刑峻法統治,是因爲當時百姓的道德已經淪喪,上天不得不安排秦始皇以這種方式統治。這種說法,是高舉道德大旗的同時,陷入了道德虛無。完全抹煞了是與非,對於錯。說是以神的安排爲觀察歷史的根本基點,卻讓神賜予我們的判斷是非善惡的心靈和眼睛模糊。
對歷史和現實的看法,定義了我們是誰。這些問題如此重要,決定了我們還要在世間自我隔絕多久。就觀察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而言,從初扣國門陛見乾隆的馬戛爾尼使團,到橫行滿蒙華北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關東軍諸將,比大多數中國人看得清楚。其中包括我們。1931年8月坂垣征四郎對關東軍諸將分析,稱中國只是衆多的自治部落加上國家的名稱。9月即發動918事變。此時關東軍在滿洲只有一萬六千人,而東北軍所部四十四萬人且多年經營。此前石原莞爾稱,兩天之內即可拿下奉天,918事變中,只花了12小時。沒有對中國歷史、現實的透徹理解,焉能如此。
我們講真相,我看到的真相之一是,我們作爲一個受極權統治迫害最深的群體,對於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觀點,是乾隆、道光年間士大夫的視角。即便我們沒有因爲使命感而爲衆生走出一條有未來的路;難道殘酷的迫害,也不能讓我們睜眼看到,我們現在所談的聖君、傳統文化,會讓我們在文明世界被隔離得更久嗎?
怎樣的傳統文化 值得再現
想起有一宗教 傳分八組
有的組別 重視德性 重視與宣揚 修持心性 仁德 義德 禮德 智德 信德
有的組別 重視法會 仙佛下來 透過三才聖女 宣講孝道人倫 心性修持等
有的組別 重視宣揚 因果 茹素
有的組別 重視 “金線“
有的組別 據說 重視“金丹”修道
有的組別 重視 宣揚“玄關”妙竅
大學時 曾經被同學和學長學姐找去 崇德這一組
一接觸 我就額頭發光 很歡喜
但是 我受不了
學長學姐們 言行舉止都中規中矩
我做不到表面看起來聖的樣子
仁德 不是打心底自然發出的 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的 仁德
我後來才明白 就是 這個
不是具出無心 自然發出的真
而是有意 舉止成五德的模樣
不過 有的他們強調這是傳統值得傳承的文化 德性